作者：丁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
内容提要：唐玄宗即位之初，面临“钱谷不入”和“仓廪空虚”的财政问题，在坚持节流的同时，采取了增益户口、丰殖农田等传统增收方式。宇文融括户之后，开元二十四年( 736)左右还有一次大规模括户。为了安置逃还户与贫下百姓，政府通过收回现有官田、组织新的官田屯垦以及鼓励垦荒等方式来扩大可控的土地资源，并进行实际给授。其中，官田屯垦为主要方式，其屯垦地域集中在人口最为密集的京畿、河南与河北地区，呈现出从中原经济区向江南经济区扩展的态势。屯垦重心大多集中在河渠堤堰等滩涂、水滨之地。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开元时期政府对于均田令的极力维持。
一、“钱谷不入”、“户口流散”与部分地区的开置屯田
唐玄宗即位初，面临着“钱谷不入”、“户口流散”的艰难财政问题，为此，唐玄宗特意将钱谷之事的决断权从中书省收归手中，并着重地方官员考课中的增益户口、丰殖农田方面内容，试图通过整顿吏治的方式，来整顿户口与赋役。但是直到开元五年，京畿地区的户口整顿依然未见成效。开元五年三月，检校营州都督宋庆礼“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里浸繁”。营州屯田当中有一部分为军屯，还有一部分为招诱流民进行耕种的民屯，但营州模式并不适宜推广于内地，因为内地不具备屯田所需要的地弃和人闲的基本条件。张说任相州刺史时，在《请置屯田表》中提出了利用水滨之地进行屯田的设想。开元七年，姜师度任同州刺史时“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次年，玄宗诏定的“量准顷亩割还”政策，较之《开元田令》的“自佃”政策对逃还户显然是一大优待；其次，拨出一部分官屯熟田，分授给“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
二、宇文融括户、收官员职田与河南北沟渠堤堰九河使
开元九年，宇文融开始括户，但此时的附籍客户的授田严重不足，包括将其已有的籍外田登记为已受田在内。开元十年，政府收回内外官职田，“给还逃户及贫下户欠丁田”。李锦绣估计此次所收职田大约10万顷，以宇文融最终括得80万客户来计算全部给授的情况，也不过户均12亩半，尚且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更何况这些官田并未全部给授。开元十二年六月，唐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以轻税免差科的政策，鼓励逃还户自主垦荒，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再充作永业田或者口分田，恢复正常赋税。宇文融当时商定的条件是：免五年赋役差科，每年缴纳1500文的轻税。开元十四年，宇文融所括得的80万客户，占全国总户数的12.7％，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应不及这个比例。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间，河南河北水灾不断，为了阻止流民流亡，朝廷诏令各州县要密切掌握流民的去向与数量，并于十五年放弃之前对于客户的优容政策，新生逃户不仅当年正常纳税，且“有征役者先差”，同时朝廷加紧调粮救灾。当十六年，宇文融再次升任户部侍郎，主管宣抚赈灾并任“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后，他分别以魏州与汴州为中心，一边治理河道堤堰，一边利用“九河故道开稻田”。宇文融利用两侧的黄河与永济渠，集结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开渠浚陂，将滩涂荒野改造为稻田，最终“溉田数千顷”，将部分农田分授给百姓，将所营稻田的部分收益用作军粮储备，同时还“回易陆运钱，官收其利”，但其项事业未能持续下去。这一时期，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对逃还户以及贫下百姓的欠田进行给授，包括检括籍外田、收官员职田以及组织官田屯垦，都成为给授田地的重要来源。此外，进一步开放山泽之利，以保障贫下百姓以及新增客户的土地需求。
三、第二次括户与官田屯垦的向南推进
开元二十年，唐朝在籍户达到786万，较之六年前又增加80万左右，人地矛盾再度凸显。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连下三道《处分朝集使敕》讨论逃户问题，诫励百官，重申招辑流亡、赋税增收为官员考课的重要内容。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张九龄在河南的陈、许、豫三州以及淮南的寿州置“百余屯”。这说明是官田屯垦的地域向南推进到淮河以南，且近水洼地与河渠滩涂等成为重点耕垦对象，至于民田的开垦，则属于缝隙式填补。开元二十四年，大规模括户工作再次展开。同年正月，唐玄宗颁布《听逃户归首敕》，据敕文规定，逃户应在一年之内“归首”。如果原籍有田产，必须返回；如果没有，经过统计再作安排，大概可以就地落籍。若逾期不归，被专使搜检，则要被发配至边镇服兵役。七月，敕曰：逃户若能“自归复业”，免除当年的租庸资课等。为了维持受田严重不足的贫下户以及逃户的基本生存，至二十六年，共有三批次、四部分新旧官田被分授给逃还户与贫民。二十六年七月，括户由高潮进入平息阶段，括户成为地方性日常事务。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的大规模括户说明，括户的前提之一是有田可授，且政府严格落实了开元二十五年新修定的《田令》《户令》等相关规定。官田屯垦与实际给授之所以集中于部分地区，一方面是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均衡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地矛盾的不均衡性。两京地区和河南、河北两道等狭乡，逃户问题与土地矛盾最为集中，政府在这里越来越难以寻求新的官田屯垦对象，只能尽量退出旧有官田，用于分授贫下百姓。相比之下，地广人稀的南方地区，在括户与垦田等方面，面临的压力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唐玄宗在即位之初，仍然使用传统的增益户口与丰殖农田方式来解决“钱谷不入”的问题。开元年间，除了宇文融括户，还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括户，始于开元二十四年，大约开元二十六年结束。为了确保括户的成功，并维护均田令，政府采用多种方式保障逃还户与贫下百姓能够获得一定的土地：一，将现有官田分授给百姓；二，由政府组织官田屯垦；三，鼓励百姓尤其是逃还户自主垦荒，同时开放部分山泽水地供民众佃种，以及促使部分百姓向边地分流。这些措施体现出官与私之间的一种协调与平衡，但这种协调因地制宜，是根据人口密度与人地矛盾的程度，在京畿、河南与河北等部分核心地区反复地并采取多重手段来进行的。
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全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