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瑞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近年来，全球史越来越受到关注。谈到全球史，一定要讲到全球化。据笔者考证，在中国“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张亮《席卷全球的“金融革命”》这篇文章。1994年以后，“全球化”一词在《人民日报》出现的次数才开始逐渐增多，其背景与冷战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进展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史学界，最早出现“全球史”一词的文章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世界历史》1985年第10期）。1987年，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文版出版（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原著中的“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一词被翻译为“全球历史观”，可以认为这是“全球史观”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将“全球史观”一词最早用于文章题目的则是发表在1997年第6期《史学月刊》上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奉臻《用全球史观审视1500年以后的世界——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该文是对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的书评。此后，有关全球史观的文章才开始逐渐增多。由此可知，在中国，全球史观研究基本上是与经济全球化同步进行的。
讲全球化，就不能不讲4个“主义”。即全球主义（Globalism）、区域主义（Regional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地方主义（Localism）。围绕这4个“主义”，可以从全球史（Global history）、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国史（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和地方史（Local history）4个层面来重新探讨民国史研究。第一，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民国史研究的话，无疑会拓宽民国史研究的视野。全球史相较世界史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区域，研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各种问题，其时间跨度也最长。第二，从区域史的角度来看民国史研究，可以超越东亚视角，将民国史置于整个亚洲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欧亚大陆等更广泛的区域当中来研究。如可从更广域的角度重新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与民国的关系。第三，从国别史的角度看民国史研究。事实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但没有消灭国界，反而激化了一些民族和政治势力的国家认同（identity）危机。笔者认为，如果从本国史的角度出发研究民国史，有必要对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关系重新定位。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评价也值得深入探讨，民国史与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史之间的连续与断裂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另外，以往民国史研究多注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对于北京政府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的研究相对薄弱，今后有待进一步加强。第四，从地方史的角度看民国史研究。传统史学研究，大多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研究地方史。但是，如果从全球史观来看的话，某国的一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某个产业、某个行业甚至某一区域的中心。这些地方在民国史中如何定位值得重新探讨。
虽然全球史观带有批判欧洲中心史观的色彩，但近代以来西欧的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一直是亚洲国家追求的目标亦是事实。20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除了研究中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以外，还应该重新以革命的视角审视民国史。笔者认为，可以将抗日战争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来研究。换句话说，中日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看待民国史与1949年以后历史的连续与断裂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摘自《团结报》，2020年7月9日，第8版，全文约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