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 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 Shakai) 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一、旧式“社会”及其观感
“社会”一词在古汉语中早已有之，指的是春秋两季祭祀土地神的迎神赛会，具体日期原为立春、立秋之后的第五个“戊”日。官府努力将“社会”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随着中古时期佛、道两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兴起，社会”的依托对象扩展到各种地域性和跨地域性的信仰载体，日期也前后有所伸缩，容纳了更多的节庆日。“社会”的活跃，招致官绅阶层的鄙夷乃至不安。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社会”一词从日本回流中国之前，旧式“社会”一词往往跟奢靡、色情、赌博、盗窃、抢劫乃至“邪教”等众多负面意象相连。
从中古时期直至光绪年间，旧式“社会”一词主要不是用来指称一般意义上的人群组合、人际互动形态，而是指民间的各种迎神赛会。这种结社集会摆脱了官府的支配，通过民间的机制自主运行，呈现出与官府极力维持的伦理秩序隐然对立的格局。因此，在主流官绅阶层的经验中，旧的“社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有碍治安，需要加以治理、管制，甚至暂时禁止。旧式“社会”一词背后牵连的这种官府与民间隐然两立格局，以及官方或者精英居高临下的视角和轻蔑贬抑的态度，构成了近代society概念在中国传播时的本土语境。
二、用“会”“社”翻译 society
英文society根源于拉丁文socius，后者原意为“同伙”。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society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公共认知度的概念。1771年初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说：“society，一般来说，是指一些人为了相互帮助、相互保障、相互利益或者相互娱乐而团结在一起。”然后简要介绍了一些主要社团的情况。英语世界形成的这种society概念，特别是其中的实体性结社的意涵，通过来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的中介作用，逐渐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找到了落脚点。传教士编纂的双语词典中对society的处理方式和具体释义，在于了解和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层面直接的、具体的人际交往形态，侧重于指向经验层面的实体性结社。由此，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society概念，体现出明显的日常生活视角、民间路径和异端色彩，与汉语中旧式的“社会”一词正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三、新式“社会”概念之确立
19世纪中期，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社会的到来，society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在欧洲逐渐成型。一方面，社会学开始起步，马克思（Karl Marx）和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分别构筑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推动society作为一个基石性的抽象概念范畴，进入日益精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理论领域的中心地带，而且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性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实体结社的society更加常见，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1881年以后，“社会”与society的对译关系在学术领域逐步确立下来。从古汉语借用过来的日语“社会”一词，变成了抽象“近代性”的标志性术语，嵌入了一套从西方传来、而且逐渐变得体制化的近代政治和社会理论话语之中。由于当时中国在甲午后开始转向仿效日本，严复选定用来对译society概念的“群”虽然一度风行，但其使用频度不久即被从日语传入的新式“社会”一词超过。新式“社会”的内涵既指个别意义上的具体社团组织，也指总体意义上、更具抽象色彩的人群结合形态。首先，新的“社会”概念指向的是一种理论上的目标，被视为代表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而且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承载着国运兴衰的重任。其次，新的“社会”概念在对接经验现实的时候，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令人不屑、不满的意涵。再次，新旧杂陈的实体性“社会”，尤其是未受官方掌控的政治类“社会”，在官方眼里可能对统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因而需要予以约束限制。回头再来看赫美玲《英华官话辞典》，其中society一词的处理就变得意味深长。其中举例释义，可谓新旧杂糅、雅俗兼收，汇集了19世纪初以来西方人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何为中国式society的经验认知和观感，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概念的暧昧特征在清末民初双语辞典里留下的痕迹。
结语
孙江结合近代东亚特别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对科塞勒克关于欧洲概念史的“四化”稍加改造，提出了“新四化”指标，即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总的来看，“社会”这一近代概念在中国的确立过程，在形式特征上也大体符合孙江所说的“新四化”特征。
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过程，体现了西方外来近代性与中国传统本土经验的结合。古汉语中的“社会”作为单一名词，主要不是指近代以来那种一般性的人群结合形态，而是指脱离官府支配，乃至不无异端色彩的民间酬神赛会，并且往往与官方或者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的管控立场和轻蔑贬抑态度相联。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结合传统，包括不无异端色彩的结社现象，为society概念在中文语境里的最初落地提供了经验基础，这在19世纪前期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双语辞典中得到了具体反映。可是，日语中新近生成的近代“社会”（Shakai）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却与中文里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体验相互混杂。中国传统的本土经验，最终对中国近代“社会”概念的生成，以及中国人对于近代“社会”的设想和体验产生了实质影响。新传入的“社会”概念，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其内涵所指跟“国运”升降、新型“国家”的建构这一宏大追求紧密相连；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旧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令人不屑、不满的特征，而且仍被视为对政治秩序的潜在威胁。这种“社会”认知，也隐约提示着后来“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社会”关系的构建方向。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全文约字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