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志海，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与市民社会理论等，一方面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分析工具，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些范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也各有其局限。对于这些范式，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吸收各研究范式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和完整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
一、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史范式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历史叙事体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革命史范式有了重大修正和改进：一，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改为1949年；二，对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点作了反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公式化；三，在坚持反帝反封建历史主题的前提下，承认现代化、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两者并行不悖。一方面，革命史范式反帝反封建叙事体系很大程度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既往历史的区别，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本质，迄今仍然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叙事体系；另一方面，革命史范式的政治叙事体系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全貌，也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或绝对化的倾向，因此，革命史范式一直以来也受到其他范式的质疑和挑战。
二、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与革命史范式不相伯仲，也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资产阶级学者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现代化叙事体系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学遭批判、被摒弃。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化范式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形成两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代化范式。“西化派”根据西方现代化历史与理论，将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文明看作完全对立的两极，采取一种典型的“传统—近代”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凡是近代的和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传统和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本土派”认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的两极，“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他们也不排斥革命，还强调现代化范式符合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相对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重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程等主题，为我们认识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某些方面可补革命史范式之不足，但现代化范式局限也显而易见。不管“修正派”或“本土派”，其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没有摆脱这一范式固有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二则，他们主张“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唯物史观；最后，现代化范式虽然不排斥革命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还是被遗忘、被淡化了。因此，不能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目前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突出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两者不相排斥。由于这两个范式各有其固有或共通的缺陷，表现出以各自的后见之明看待过去历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仍需运用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
“冲击—回应”范式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界，以费正清为代表。这一派学者强调外部因素对近代中国产生的正面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只有放在与西方接触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冲击—回应”范式构建的历史叙事无视中国传统和内部的活力，将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内部的各种惰性和破坏力量，同时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和进步性。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表现出来的是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冲击—回应”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研究重心聚焦于通商口岸等最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地带，而忽视了未受西方冲击影响的中国广大腹心地带，忽视中国在回应过程中所作的自主性选择，这种范式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是柯文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所作的概括。这一派学者批评以往范式中“西方中心论”思想，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强大变革力量，建议采取“移情方法”，“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以“局中人”身份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虽然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矫枉过正，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夸大了中国内部因素的活力和影响力。同时，其取向也没有从根本上破除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偏向。“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作为两种对立的范式，实则是统一的关系。
四、“社会—国家”范式与市民社会理论
“社会—国家”范式作为“中国中心观”取向的一个具体化，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从社会与国家互动角度，探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演变。社会—国家”范式有意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颇，但其采取的“中国中心观”取向又使其研究过于偏向内部视角而忽视外部因素与影响。其次，“社会—国家”范式一方面克服了“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但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将“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倾向。再者，“社会—国家”范式引入西方政治学“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更是限制了这一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走入偏锋。一些研究缺少了“社会—国家”范式最初的学术创新性；还有一些社会史研究流于一般的描述，缺少理论分析和宏观观照，趋于碎片化。因此，“社会—国家”范式加强了对下层社会和区域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对推进社会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其同样存在局限或不足。
结 语
综上所述，每一种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都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视角，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生命周期，都有其局限。我们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加以吸收，构建一个更具客观性、完整性和主体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个新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针，将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最大程度回归历史，揭示历史真相。当然，构建这样一个新体系，绝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但它无疑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也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摘自《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全文约3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