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谢灵运在元嘉五年所上《劝伐河北书》，既包含了5世纪初建康精英的历史认识，又是来自于建康政权一方对华北局势的“他者”记录，其史料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上书以“西虏”和“东虏”分别指代赫连夏与北魏政权。晋宋之际赫连夏据有关中后，“西虏”逐渐成为建康政权的对夏专称，并可能一直持续到刘宋中期徐爰所修“国史”。上书对于元嘉三年至五年魏夏战争进程的叙述相当准确精炼，包含若干北朝系统史料未见之处，显示了建康政权北方情报收集工作的系统可靠。上书以某一族称指代“五胡”王朝，而对北魏与赫连夏书之以“虏”。这种刻意区分既受到了晋宋之际“五胡”观念的影响，也反映了“五胡”王朝与北魏、赫连夏政权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注意到《劝伐河北书》多次使用了“西虏”、“东虏”与“虏”等几个互有关联的词语。此前关注谢氏上书的学者对这几个词语当然也不乏解释。但仔细揣摩相关史料，颇感在缺失更为广大的历史视野的情况下，相关疏解可能不够准确，也由此导致对谢氏上书中部分段落的理解仍有未尽之处。本文尝试对相关问题再作探讨，希望可以为学界更为深入地理解谢灵运《劝伐河北书》及其所出自的历史世界提供线索。
二、“西虏”与“东虏”的所指
首先考察《劝伐河北书》以“西虏”和“东虏”分别指代赫连夏和北魏的问题。南朝以北魏为“虏”因《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的存在而为人所熟知，但以赫连夏为“西虏”之事似尚未引起学者重视。其实翻检《宋书》可以发现，以“西虏”称赫连夏是常见用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中对赫连夏另有一种称呼，即“佛佛虏”。
如此可知，作为建康政权对赫连夏的专称，《宋书》使用了“西虏”和“佛佛虏”这样两种不同的用法，而且都不是孤例。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西虏”一词可能是晋宋之际的原本用法，而“佛佛虏”则是刘宋国史或者沈约《宋书》的追书改文。理由在于，“佛佛虏”仅见于《宋书》的叙述性文字，“西虏”之称却多留存于《宋书》所引用的晋宋之际乃至元嘉初年的文书材料之中。以“西虏”指代赫连夏的用法，从晋宋之际一直延续到了大明年间徐爰所修刘宋国史之中，“佛佛虏”则是沈约修《宋书》时方采用的新书法。赫连夏之所以在晋宋之际获致“西虏”之称，很可能正是因其在义熙十四年（418）底驱逐晋军后占据关中。在此之前东晋一方对赫连夏的称呼并不稳定。伴随着这一主张为舆论所接受，“西虏”也在其后成为刘宋一方对赫连夏的固有指称。
对比而言，谢灵运《劝伐河北书》以“东虏”称北魏，似乎只是因文设辞，即为了与“西虏”对称而使用“东虏”之名。这一用法仅此一见，并不能视为刘宋一方对北魏的固有指称。
三、“西虏”与“东虏”之战的进程
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初上《劝伐河北书》，主旨在于劝说文帝可乘“西虏”赫连夏与“东虏”北魏相持于关陇之机进取河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谢氏上书以相当篇幅细致描摹了“西虏”与“东虏”之战的具体进程，为我们了解这场5世纪初的华北决战提供了难得的同时代记录。
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劝伐河北书》中的如上表述应该如何理解。谢灵运上书时间约在元嘉五年春天或冬春之际，则其叙述的北方局势不应涉及当年四月赫连定遣使请和于魏及之后的事。“徒弃巢窟，未足相拯”一句所言对象为北魏，大致可以理解为：“魏军离开首都平城（‘巢窟’）去救援关中守军，这种行动是徒劳的。既不能拯救关中守军，又使得平城兵力空虚。”下面一句“师老于外，国虚于内”将这层意思说得更加明白，谢氏也是因此而主张现在正是刘宋进取河北的良机。这几句话对应的北方局势应为魏军与夏军在关中相持而北魏并未占据太大优势。在魏夏战争的曲折过程中，这样的局势在关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元嘉三、四年之交夏军在赫连定率领下围攻长安城中的魏军。第二次则是元嘉五年三月赫连定自平凉东出大败魏军，再次占领长安。
总体来说，上书对于元嘉三年（426）至五年（428）发生于华北的魏夏战争实际进程的叙述是相当准确而精炼的，也显示了建康政权对于华北局势变动的情报收集工作系统可靠。
四、“虏”与“五胡”
尽管在当时不乏以“虏”来泛称异族的用法，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劝伐河北书》中的“虏”理解为一种特称。但这种特称并非单指北魏一方，而是将北魏和赫连夏都囊括在内的。
对于晋宋之际先后在华北崛起的北魏与赫连夏，建康精英并未给予同于“五胡”王朝的书法待遇，而是以“虏”这一低贱名号称之。这其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上述“五胡”观念的影响，即不愿承认这两种新势力可如“五胡”一般成大气候的心态；另一方面，却也未尝不是基于对华北局势的历史观察而进行的刻意区分。“五胡”王朝的核心族群却是在汉晋时期已内迁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并不能以“塞外虏”视之。与此相应，“五胡”王朝立国后均以中原腹地为中心展开统治；而北魏与赫连夏在各自实现了对河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军事征服后，统治重心却仍然置于代北（平城）与朔方（统万城）这样的农牧交错地带。建康精英使用“五胡”与“西虏”、“索虏”的不同书法，应是对此有敏感认识。而这一区别却在北魏完成华北统一尤其是迁都洛阳后所进行的“历史书写”中被消解与替代了。
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全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