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摘要：在近代上海的众多职业女性中，女医数量虽少，却因其现代科学执行人的身份受到瞩目。女医的养成首先得益于女子医学教育的开展，民国以后，开业女医的数量不断增多。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医教育、开业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各类女医活跃于此。她们通过亲朋挚友、医生同僚等社会关系，采取合作开业策略，游走于各类医疗机构与组织之间，建构自己的执业网络。共同的医学教育经历与背景，使女医与其他医者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而家庭或同乡关系，亦在女医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务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一 女医养成：数量与医学教育
19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少数现代意义上的女医，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各类女医数量已初具规模，多半在通商口岸城市行医。中国女西医的来源包括教会医院培养、留学归国、国内医学院校毕业或国内毕业再赴国外进修。此外，尚有学习中医出身兼习西医者。而近代中国女中医的养成不仅延续了拜师习医的师徒制，同时还增加了女中医学校这一新式教育形式。随着男女同校在20世纪20年代渐成趋势，综合性医学院校也开始招收女生，专门的女子医学院发展式微。所谓“近代女医”，即为这些教育背景千差万别的女性医者，女医群体显示出近代上海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很多自称“女医”者，并非经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女医生，而是未经政府登记的个体开业者，或是医疗辅助者，如护士、助产士、药剂师等，其数量远多于女医生。
二 女医网络：开业形态与策略
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医教育、从业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不仅培养了大批女医，可供输往全国各地，同时，亦吸引了众多女医前来求职。战乱时期，上海亦成为各地女医的避难所，她们通常也更倾向于在这些省份的移民聚居区开业，或在同乡会性质的医院中就职，以优惠诊费招揽同乡顾客。总体而论，近代上海女医的开业形态多种多样。除了少数精英在诸如西门妇孺医院等专科或综合医院执业外，女医多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租界里弄内自设诊所。同时，她们也会选择在医院、药房、公所、协会等机构和组织里兼职。女医群体最常采取的开业策略是与同僚合作，共享诊疗空间与患者资源。为了招揽女性病患，扩大顾客网络，男性医者也会主动联合女医共同执业。这些都表明同学或同业的业缘网络对女医执业的支撑具有重要影响。
在 20 世纪上半叶，家庭关系在女医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塑造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父母业医对子女个体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务有直接影响；其次，姐妹或女性亲属共同习医且业医的例子颇多；再者，“医学事业所享有的崇高的职业声望，也往往使这些医生父子伯仲相继，夫妇相随，蔚然成‘家风’”。但不论是业缘还是血缘的联结，开业女医在自我宣传的过程中，大都着意建构以女性和幼儿病患为主要医治对象的顾客网络。最后，医学社团通常在医生群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亦发挥着推动作用，医师公会与医学会等专业性组织，为医生之间提供了学术交流与人际交往的平台和纽带。1941年1月中国女医学社的《中国女医》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宗旨为“促进整个女医界的互助精神”。
结 语
现代女医的首要意涵是现代医学教育培养的以医学为职业的女性。一般来说，20世纪上半叶留学归国的女西医是整个女医群体中的佼佼者，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收入，本土培养的女西医、女中医、女性护理人员等，则更多地解决社会中下层的病痛，更需努力维持生计。近代上海的女医通过亲朋挚友、医生同僚等社会关系，采取合作开业策略，游走于各类医疗机构与组织之间。女医个体对于职业的选择，既受到家庭影响，也是当时的文化价值、性别关系、教育和职业制度交互形构的结果。女医既是社会网络的受益者，也是塑造者，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吸收恰是在这些既有社会关系网中得以实现的。
摘自《史林》2020年第3期，全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