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广，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历史活动既体现在百年的时间长河中，亦展现在相异的空间建构内。早期来华传教士因受制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生存境遇极其逼仄。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条约体制拓展了来华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活动空间。传教士活动空间的新造与延伸，与原有的传统空间形成冲突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微观的身体活动与空间建构，为基督教在华历史叙事模式的形成做了最好的注脚。
一、晚清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生存境遇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通常是指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即来华传教，他们在传教团体来源方面主要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代表的英国伦敦会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为代表的美国美部会为主。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会拣选的首位来华传教士，于1807年9月7日到达广州，但很快就发现在中国的生存是如此艰难，他孤立无援，经济拮据。不单当地官员对他盘查甚紧，一般民众也是唯恐避之不及，马礼逊不得不终日隐居于狭小的寓所内，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后来，马礼逊在澳门结识了英国人莫顿博士（Dr. Moton），并与其女儿玛丽·莫顿（Mary Morton）建立了恋爱关系。在随后的婚礼上，东印度公司聘请他为广州商馆中文译员。这不仅让马礼逊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有了保障，而且使他有了合法居留广州的身份。
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1830年2月到达广州。在广州经商的美国人奥立芬承担了裨治文来华的一切费用。在当地美国商人的大力支持下，广州的美国商馆里面逐渐聚集起一个小型的传教士群体。早期来华传教士也自幼多有运动的习惯，即使在他们来华漫长的数月海上航行中亦不曾中断。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身体健康是个大问题，因此差会在组建传教士团队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派遣专职医生。对传教士来说，广州的生活就如“拘禁”一般，贸易淡季的澳门则成了早期传教士唯一休憩地。通过对早期传教士及其家庭生存境遇的叙述，可以洞悉他们在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压制下个体自由活动空间的极大受限，并由此带来身体健康乃至生命的极大威胁。
二、条约体制下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体与空间
在《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保障传教条约以及清廷1844－1846年间有限弛禁信教传教后，基督教传教活动的中心迅速向地理环境更优越的江浙口岸移动，其中原因就有传教士身体意欲摆脱广州湿热气候的不适及原有的逼仄感，而选择更为“自由、欢快的生活道路”的冲动。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地进入中国内地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标志着近代中国政府结束了禁止基督教的历史，准许全国民众自行信仰基督教，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面对无限扩展的活动空间，来华传教士也尽可能地彰显他们的身体存在，通过巡回布道的方式进行直接传教。
三、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空间建构中的冲突与冲击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之处，首要任务即是为自己的“身体”建构一个居住“空间”。对传教士来说，租房是能最快实现安居的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多伴随着冲突的发生。
五口通商时期，就发生了因传教士租借福州的寺庙房屋而与当地士绅产生冲突的“神光寺事件”，该事件一度引起清廷朝野关注，道光帝多次为此发布上谕，两员地方大吏先后因此去职。全面开教后，以李提摩太为例，传教士虽然可以借助条约体制租房，但随后则是当地乡民对他“身体存在”的赤裸裸排斥。对传教士来说，安居的最好解决方式是建造一处适宜身体居住的全新空间。这种空间的新造与延伸，很自然与原有的传统空间形成冲突。程玲娟研究指出，近代来华传教士所打造的传教空间相对于传统社区空间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存在，教区切入传统的城乡社区，不仅没有开发出新的空间，反而造成原有空间的区隔，使原有社区的空间祥和感被不透明感和不安全感所取代。来华传教士建构新空间的首要考量是“身体健康”，而原住民对新空间的排斥同样是基于“身体”原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十九世纪末因传教士空间建构而引发教案的强度和密度日益增大。在许多教案中都呈现出乡民对基督教建筑的破坏，这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欲对传教士空间建构的拔除。
当然，来华传教士所构建的新空间带来的不仅仅是“冲突”，还有“冲击”。1895年的一天，苏州的6位身着丝绸长衫的年青士子就进入当地监理会教堂的大门，请求传教士教授英语。传教士的新造空间，特别是具有“现代性”的基督教学校逐渐得到上层人士的认可。两江总督周馥和上海道台沈敦都曾到圣约翰大学参观。除参观学校外，这种因冲击而带来的认可更表现为对基督教学校空间建构的支持。当然，为了不让新建构的空间与原有的空间相比太过突兀，基督教传教士已开始自觉地在建筑样式上融合中式风格，但同时坚持以西方的建筑构造细节，“以便更适合师生的身体健康”。
四、余论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历史活动既体现在百年的时间长河中，亦展现在相异的空间建构内。清廷在华夷体制下限制外国人活动的规章及禁教政策，使得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迫于权力的逼迫而生存于逼仄的空间，身体活动有限，身体健康堪忧。他们通过其身体在空间中的活动、空间居所的建造，构成了晚清帝国内实实在在的外国存在。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在建筑形式上趋向“中国化”，以使其“存在”不再那么突兀。但因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体活动和空间建构所带来的冲击仍然延续。知识阶层越来越认识到，居住在这空间内的身体，连同这空间本身，实质是西方文化空间所彰显的文化权力的存在。可见，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微观的身体活动与空间建构，为基督教在华历史叙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注脚。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3期，全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