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怀培安，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近代思想家意识到国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是一个民族取得优胜地位的最基本条件，他们注意从生物学视角、身体史视阈探讨民族衰亡之因与民族复兴之道，认为国人体质羸弱文弱是导致近代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而要实现民族复兴就要从改变国民“东亚病夫”式的身体状况入手，从促进“中华民族之健康”入手 。他们从先天的生物遗传角度，思考如何通过“优生”“强种”“人种改良”以改变中华民族“劣败”的命运；从后天的育养调摄角度，强调民族健康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国民体力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指出促进民族健康是“最基本的复兴方法”，呼吁国人重视国民体育、民族卫生、饮食营养等问题; 还注意反思导致民族文弱的重文轻武观念与“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等陈腐习俗，进而倡导尚武精神、军国民教育与“兵的文化”。
优生以克服先天不足，强身以改变后天失调，尚武以去除文弱之气，通过促进民族健康以奠定民族复兴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
一
近代思想家认为，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到近世衰落的历程，恰恰与国人身体从健康到文弱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 到了近代沦为“东亚病夫”，既是民族沉沦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民族辉煌不再的重要成因。对华人身体器官、体貌外形及与其相关的医疗、卫生状况的描写，成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国国民素质时，抨击了落后制度、观念与习俗对国人身体的残害与对国人尚武精神的摧折。洋务运动时期，时人即纷纷发表文章，抨击缠足、吸食鸦片等恶俗。1894 －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强调正是“民弱”“种弱”导致了亡国灭种危机，他们揭示了近代中华民族衰弱在国人身体上陷于病弱的表现。晚清、民国时期各种报刊所发表的时论中也不断出现“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等说法。
1894 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为标志，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正式兴起。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探索民族复兴的实现途径，他们还意识到民族健康对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对重新振兴中华民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从生物学视角、从身体史视阈，探讨通过促进民族健康使得中华民族重新变成强大的途径，把先天生物遗传上的“优种”、后天育养调摄上的“强身”与观念习俗上的“尚武”作为拯救国人、强健国族的“医国方”，还强调全体国人都负有“保种强族之伟大使命”。洗刷“东亚病夫”耻辱，造就具有健康体魄的中华民族，成为近代以来“醒国梦”“强国梦”“中国梦”的重要内涵，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二
中华民族先天的生物遗传、“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在甲午战败后率先成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清末进化论、种族学等西方知识的传入，引发近代思想家聚焦于“保种”“进种”“强种”“优种”问题。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派思想家从婚姻、家庭、家族方面提出了合婚通种、禁止早婚、移民保种等对策建议。到了民国时期，优生学( 还有“人种改良学”“哲嗣学”“善种学”“优种学”“淑种学”等译法) 传入中国。陈映璜、陈长蘅、周建人、潘光旦等学人从优生学出发，关注民族复兴的生理基础，注重探讨与优生相关的婚配选择、生育限制、遗传改良等问题。张君俊、刘咸、庐于道等学人从生物学、人种学的角度，从民族复兴的“生物或种族路径”出发，倡导进行人种改良、民族素质改造。
三
民族健康与否不仅与先天的生物遗传有关，也与后天的营养、摄生与锻炼有关，因此，近代思想家又从后天的育养调摄角度，强调民族健康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国民体力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呼吁高度重视国民体育、民族卫生、饮食营养等问题。
严复在 1895 年发表的《原强》中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在近代史上率先提出了“体育、智育、德育”齐头并进、全面提升“民力、民智、民德”的思想，其中，“鼓民力”就是倡导通过重视体育、卫生、营养以强健国人体魄，改变中华民族被讥讽为“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蔡锷在1902 年发表的《军国民篇》中颇为推崇严复的体育思想，并介绍了古代斯巴达、近代欧美列强、日本以重视体育、卫生而使国家、民族兴盛的经验，希望中国加以学习。《新民丛报》第 23 号发表了《支那教育问题》一文，指出教育目的包括了道德教育、智识、身体强健三者。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6日发布《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3月13日发布《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蔡元培、毛泽东等思想家阐述了重视国民体育、国民卫生的思想，尤其是强调了青年强身健体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此后，张君俊、秉志、潘光旦、吴宪、庐于道、许世瑾等学人围绕国人的后天调养，对民族健康、国民体育、民族卫生、饮食营养等问题进行探讨。
四
对国人身体素质的关注、对“保种”“强种”的聚焦，促使近代思想家反思导致民族文弱的重文轻武观念与“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女子缠足等陈腐习俗，进而倡导尚武精神、军国民主义、“兵的文化”。军国民主义教育与体育有密切关系，但也有一定区别，是军事教育与新式体育的有机结合。近代思想家认为中华民族先民原本具备尚武精神，因此，如今提倡尚武、军国民教育与“兵的文化”，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复归。在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军国民教育为教育界、教育部门所接受。民国成立后，军国民教育的主张被新政府所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主义思想抬头，梁启超、蒋梦麟等人公开反对军国民主义教育，国人对军国民主义有所怀疑、避忌，转而倡导军事教育、国防教育，但相关人士仍然倡导尚武精神、“尚力”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战国策派”将尚力、尚武思想推崇到了极致，他们极力主张在当时“战国时代重演”背景下恢复战国时代“兵的文化”“列国型”文化。
近代思想家把国民体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把促进民族健康作为“最基本的”“复兴方法”， 把“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作为使中华民族恢复朝气活力的有效途径，呼吁从体育健身、公共卫生、饮食营养、尚武精神等方面入手奠定民族复兴的国民身体基础，这对引领我们全面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摘自《人文杂志》，2020年第8期，全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