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秋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劳工问题，也就是无产者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不可回避的话题。他们的大量微观调查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和资料，反映了早期无产者的劳动环境、生存状况和生活场景，呈现了劳工“牛马不如”的形象。“无产者”“资产者”“阶级争斗”等话语和概念的出现，说明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初步运用。从其社会效果来说，这些社会调查既回应了“中国无产者”所在，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寻找阶级基础提供了佐证，同时折射出马克思学说强烈的实践特征。
一、谁是工人? 谁是资本家? ———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问题的分歧
1918年11月16日，为庆祝一战获胜，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工问题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然而，中国落后的经济与西方工业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一些知识分子不仅对于劳工问题在中国是否存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中国就没有劳工这个群体。此外，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认为劳工问题、劳动问题对于当时之中国须特别注意，而且敏锐察觉到劳工问题已开启世界的新纪元。对于马克思学说而言，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五四知识分子在对它的接收、接受、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中，必须回答时人的质疑，在中国“谁是工人？谁是资本家？”
二、走向实践的社会调查
五四运动后，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对劳工界开展社会调查。他们走进工厂，“与劳工为伍”，他们的实践报告不仅提供了关于劳工状况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度问题，因此得到报界的积极支持，被大量刊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号，第8卷第1期也刊发了多篇关于各地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各类行业劳工调查中，工作时间和工钱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为了指导调查工作，《劳动界》1920年第4期专门附了一份《劳动调查表》，该表列举的调查事项分三大项，即工厂和矿山、工人自身、工人家庭。在“劳工神圣”思潮的推动下，《每周评论》《劳动界》《晨报》等报刊都开设了“劳工问题”“劳动问题”“社会调查”专栏。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进行的社会调查，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调查的对象包括纺织、纺纱、煤矿、印刷、兵工、造船、冶铁等行业的工人以及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其中纺织工、纺纱工、煤矿工人和人力车夫人数最多，是调查中最受关注的群体。
三、中国的无产者: 对调查报告的解读
1920年《劳动界》第4期调查报告反映了三个方面情况：一，工人集中，人数较多，遇到重大事件相对较易动员，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集中只是简单的人数叠加，工人内部的地域、省别的界限意识强，都有各自的行规和帮派，这说明早期工人阶级有着多重的异质，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工人的革命性和团结力。二，关于近代劳工的生存情况，无论从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层面、生命价值的角度还是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角度，大多数调查者用“牛马不如”来形容中国工人们恶劣的生存状态。三，五四知识分子深感中国劳工所受教育非常少、文化程度低、团结意识弱。
从这些调查中，可发现一些调查者将初步接受的“资本家”“阶级”“压迫”“剥削”“剩余价值”“阶级争斗”等概念置入“寻找无产者”的过程中，他们调查工人的工钱、工作时间、工作环境、衣食住行、疾病等内容，以具体的事例、详实的数据呈现劳工生存状况的多种面相，从而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在社会生产中找到实际的载体。他们回答了知识界对于中国是否有无产者的质疑，并初步尝试用马克思学说对无产者的境遇、地位、人格和出路做出解释。尽管这些解释还存在明显不足，但他们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在寻找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从其社会效果来说，既回应了“中国无产者”所在，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寻找阶级基础提供了佐证，同时折射出马克思学说强烈的实践特征。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全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