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5；杨勉，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1920年代初，随着社会学传入，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并渐成时尚。近代中国始终未成立职业化的民调公司，民调主持人通常是报刊编辑和学校师生，调查对象虽涉及各阶层，但主体部分则是在校学生及报刊读者。由于未能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将基于特殊群体的调查结论上升为总体民意，加之政党宣传的影响，近代民调揭示的民意存在明显的放大现象。不过被放大的“民意”也可能包含部分真实内容，将其缩小还原为特定群体民意，仍有认识价值。此外，若对若干非随机性质的民调作综合考察，可以扩大调查样本的数量，产生类似随机抽样的调查效果，修正单一民调结论被放大形成的偏差。
一、近代中国民调的组织者与民调类型
按照民调主持者的不同，近代中国民调可以区分为四类：媒体民调、学校师生组织的民调、政府或政党举办的民调及社会团体开展的民调。近代中国的民调由报刊肇其端。报纸杂志创造了几项近代中国民调之最，如：《顺天时报》1922年8月举办的“理想政府各员”民调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媒体主办的民调，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民调。受媒体民调影响，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北大、东南大学、北高师、中国大学、武汉高师、湖南妙高峰中学等学校都组织了民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由学校举办的民调减少，却未绝迹。这些民调基本上是师生自发组织，有些是由学生社团出面。1927年之前，一些主旨关系国家政治及中外关系的民调，仍依稀可见政党活动的影子。1927年之后，国民党官方主导的民调一度成为民调主流。中共独立创办的报刊也举办了若干民调，最早的一次是由《新华日报》举办的。近代中国纯由社会团体举办的民调不多，见于记载的主要有1924年湖南旅京同乡会举办的综合性质民调，1948年中国民意调查学会举办的“总统假选举”，以及同年香港各界民众举办的“副总统假选举”。在这些不同种类民调中，超过60％由报刊举办，凸显了媒体自身的职业关怀及媒体与民调之间的共生关系。与学生有关的民调通常是在教授指导下，针对某项主题对校内外人士作调查。但近代中国民调基本没有实现从非职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变，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中国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测验机构，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测验。
二、近代中国民调对象的人数与构成
考察被调查对象的数量、性别、年龄及职业构成，是民调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数量上看，近代中国民调的调查对象有多有少。总体上看，1920年代中国民调的参与人数大多维持在1000至3000人之间，1940年代民调规模有所扩大，万人以上的民调增多。1946年《导报》对日侨所做战后日本问题民意测验，参与者约4万人，占全部在沪日侨数量之半，是目前所见近代中国民调参与人数最多，参与比例在调查社群中最高的一次。大量资料表明，虽然近代中国民调的参与者包括社会各界，涉及不同职业人群，个别民调“工农”参与比例甚至超过其他阶层，但知识阶层和社会中上层仍是民调的主要对象。近代民调对象年龄构成大多在20岁左右，其中男性占绝大多数。1927年之前的民调大抵是以北京为中心展开，之后十年南京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民调大多是在国民党宣传部主持下展开，因而举办地多为当时的首都南京及与其近在咫尺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抗战时期，国府西迁，国统区缩小，此时的一些民调，如《民意》杂志举办的民调，参加者大多来自西南。迨抗战结束，国府返宁，此时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为宪政、大选及国共关系，与之相关的民调又回到以南京为中心的区域展开，尽管其他地区也有民调，但相对较少。
三、近代民调的技术缺陷与民意放大
近代中国民调显然存在若干技术缺陷：一，参与人数相对较少；二，区域覆盖面不广；三，投票人职业构成相对狭窄；四，被调查者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体，其他年龄段的人较少；五，近代中国民调绝大多数发生在汉族聚集地区，参与者近乎全是汉族，少数民族仅见一次参与。同时，民调技术的运用也不严密，导致最后民意结果被放大。此外，与民调技术的运用相关，在近代民调中，由于被调查者缺乏理性和自我意识，精英人物的干预也常常会导致民意在民调中放大或变形。受他人影响轻易改变主意是被调查者素质低下的表现，民调主持者在制作调查报告时未能考虑民意表达受到的外在因素干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民调技术的不成熟。
四、政治宣传与民调中的民意放大
政党政治宣传对民调的影响和干扰，是导致民意放大或严重失真的重要因素。1927年后，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党义教师”，在政府、学校和各团体中进行“党义宣传”，很多民调都改由国民党党部主持举办。1929年的“元旦民意测验”和1942年《大刚报》关于中国实现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民调中，国民党不仅进行政治宣传，甚至到各个机关、团体、学校活动，把测验题油印出来，甚至连答案都一同印好，只叫人签一个名就寄给报社，还炮制统计数据。国民党对民调的干预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内外政策有关，试图通过问卷调查来“教化”民众。
政党宣传对民调的影响，可从社会学立场予以解释。在民意调查中，当人们回答具有社会评价性质的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与社会评价的规范性方向保持一致，以塑造自己亲社会的形象，避免成为被排斥打击的“另类”。社会学者提出的“社会称许性”概念，对于认知民调中受调查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国民党的宣传，以及因其宣传导致的民意放大，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五、结论
虽然近代民调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民意放大失真，成为“赝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民调没有价值。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近代中国诸多同类民调集中起来做综合研究，也有可能“叠加”（superpose）出类似随机抽样民调反映总体民意的调查效果；另一方面，单一的非随机的民调对近代民意也并非没有认识价值，“整体”本是由“碎片”组成局部的、特殊社会群体甚至个别人的意愿对于认识当时社会心理的多元性也依然有存在和研究价值。
摘自《历史教学》，2020年第14期，全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