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拓，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宇文部到北周先世传说层累过程，体现了北周统治者为建构自身正统性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其不仅模仿《魏书·序纪》编纂了宇文氏的先世传说，同时亦将十六国时代有关宇文部政权的文本一并进行修改，使得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得以解释。契丹建国之初同样利用了拓跋传说故事解释自身政权正统性问题。北魏及其之后的北族王朝大多面临中原、草原双重正统性的建构，北周与契丹亦从这两个向度使得自身法统得以完备。
一、《北史》所见宇文部正统性的建立
宇文部莫廆（当作莫珪，避北魏道武帝讳）曾经自称单于，而在逊昵延时代又获得玉玺三钮。由于这两件事与北周一方的正统性直接相关，那么考辨“称单于”“获玉玺”两事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称单于”
从《北史》叙事之初的宇文莫槐与末代首领逸豆归的称号来看，我们均未发现“单于”之号。而“单于”之号唯见于《资治通鉴》，其云“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但此处《晋书·慕容廆载记》则作“宇文莫圭”，恰恰少了最为重要的可以表明宇文族属、职官的文字。司马光作《通鉴》之取材固然广泛，但在面对描述同时代材料时常自行将材料改动，故而我们见到的“鲜卑宇文单于”，可能就是综合了诸家之说，对原始史料进行改动后才形成的文字。
在除去《北史》《魏书》系统的《宇文莫槐传》之外的所有内容里，我们并未发现宇文部有“称单于”的情况，易言之，如果对于两书之内容再进行否定的话，即可判断宇文部“称单于”之事在十六国之时似有做伪的可能。
传统研究中常以宇文福、宇文忠之二人传记作为证明宇文部先世族属的论据。细检史籍，我们发现，无论是宇文福还是宇文忠之，有关两人先世内容中从未提到“称单于”之事，其先祖仅为“大人”。而两人一终于北魏，一由魏入齐，其先世表达似乎更符合《魏书》修纂目的，反而是后出的《周书·文帝纪》出现了“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之说，这种说法的潜台词即是将“天君”对应“宇 文”，再与“单于”做出某种等同，继而借“称单于”之事为自己因“鲜卑慕之，奉以为主”，故可为北周承袭北魏，奠定舆论基础。
（二）“获玉玺”
与“称单于”一事后世造伪不同，“获玉玺”是将存在于既有文本中的两件真实事件拼合之后，形成了后世《周书》的源头。而两事所构建的合法性也稍有不同，“称单于”面对的是如何构建北周之于鲜卑继承合法性，草原民族之史学多为口传，故可大量造伪。而“获玉玺”之事，则是假借曾获“皇帝三玺”之事构建对汉地的合法性，继而为自身法统的构建埋下伏笔。易言之，记录或者书写此事的目的在于说明北周之先祖曾获得“三玺”，“三玺”非皇帝不可得，故其后人自为帝皇也就无可厚非了。
以上对于“称单于”“获玉玺”两事的考察，发现在宇文周的话语系统里对于胡、汉两者之间的差异通过建构不同“故事”，从而达到熔胡汉为一炉的目的。但对于后世而言，将《北史》《魏书》之表述与《周书》拼合之后，却呈现了另一番景象，不得不说基于文本形成过程的考量是解决宇文部与北周承袭关系的关键问题。进入周、隋、唐之后，层累过程愈发频繁，层累材料来源也愈发多元，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周书》之中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以炎代黄：北周代魏的先世改造
（一）炎帝之后
比较《周书·文帝纪》与《北史·宇文莫槐传》，我们发现原被称为“南单于远属”的宇文氏摇身一变成为“炎帝之后”。而在传统的中原古史之中，我们可以见到黄帝代炎帝而立之事，宇文氏以炎帝之后自称，其中原委是在中原史书叙事之中，炎帝是先于黄帝的。换句话说，宇文部“先世改造”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自称，以表达西魏对北周禅让是于古有征的，即黄帝之后的“昌意少子”之土既得于炎帝，那么将其土地还给炎帝之后显然是具有法统合理性的。而创造“炎帝之后”恰恰是在北周代魏之时急需做的一种先世伪冒。甚至我们可以猜想，这种伪冒的创造当出于宇文觉代恭帝之时，而非源自宇文周本身的传说，故宇文觉称帝之时才有“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之语。
（二）葛乌菟其人
宇文周除通过改造先世表达，将“南单于远属”变为“炎帝之后”以外，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关中胡汉之群体融为一炉，建立起其鲜卑共主之形象。这一迫切需要，使得不见于他处的葛乌菟其人终于出现在《周书》的表达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周书》中塑造的葛乌菟，其出现的时间较之《魏书》中拓跋部最为重要的首领神元帝要早，甚至比王沈《魏书》之中提及的檀石槐还要早。众所周知，鲜卑在檀石槐建立部落联盟之前各为部落，彼此之间并无联盟关系，而若将虚构的葛乌菟置于鲜卑历史之中，我们即会发现在檀石槐出现之前的葛乌菟已经成为“鲜卑共主”，显然是一种将虚构的部落祖先作为整个集团共祖的模式，其目的当然在于通过这一表达强调自身乃“鲜卑正胤”，当为“鲜卑共主”。
（三）宇文之得姓
宇文氏之“谓天曰宇，谓君曰文”一说必为杜撰而成。与拓跋部类似，宇文部塑造炎黄之后的目的、面对受众同样没有任何变化，与其保守地、隐晦地使用土地之主，不妨直接使用天下之君来得更为直接。在后世的文献之中将“谓天曰宇，谓君曰文”改作“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也可以作为天君之旁证。另一方面来说，以炎帝对黄帝、天对土、君对后，皆体现了宇文氏在这一层面对于拓跋魏的超越。
三、契丹先世传说与拓跋部之关联
拓跋魏最后形成定本的传说故事，不仅在中原之地广泛传播，而且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亦影响深远。迭剌部成为契丹共主之后，将自己家族传说逐渐推广至整个契丹部族的同时，也使用类似拓跋部的先世传说故事使其“政治遗产”为己所用，从而获得南—北、胡—汉之间的法统。辽朝先世传说的改造，使得拓跋之“鲜卑—黄帝”说与契丹之“鲜卑—黄帝”说相勾连，从而建立起自身对于中国北方统治的合理根据。
四、小结
通过对宇文部、北周、契丹辽三个不同政权先世文本的观察，我们发现《魏书·序纪》之影响在中原与北方草原的影响同样巨大，而后两者为达到其统治中国北部的目的，皆以《魏书·序纪》作为蓝本进行了不同维度和方式的改造。这与其说是一种家族或是部落传说的再建构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重构北方政治结构的行为。宋辽之分野，虽在宋人看来已经是国与国的语境之下，但在被宋人以外国视之的辽人眼中，这不过是第二次的“南北并立”而已。在如此背景之下，其对先世传说的再建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摘自《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全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