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玉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将书信、日记与族谱等资料结合起来考察人口行为，置人口问题于生活场景之中，更易于深刻揭示人口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及过程，展现“活”的人口行为面相。仕宦之家存在着政治联姻现象且盛行 早聘之风，其原因在于不想错失门当户对、攀龙附凤的机会。在19世纪，曾氏家族中男儿初婚平均年龄低于女儿，这可能是外姓女子之家急于与曾家男子联姻的一种体现。官宦之家的“入赘”行为是一种形式，赘婿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入赘之举是为了婚后更好的生活或前程。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不存在显著的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生育率低等现象，中国式婚内抑制的生育机制不明显。在仕宦之家，求学、科考可推迟初育时间，而变动的仕宦生涯、长期的夫妻分居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曾氏父子存在着“重男不轻女”的生育观念，幼孩的抚育并非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后代的积极参与者。早聘与“大龄”定庚并存、早婚与“大龄婚”并行、“入赘婚”的存在以及“重男不轻女”的观念，可能体现了 19 世纪中国官宦之家在人口行为上的某些共同特征。
一、从注重统计的历史人口学到“活”的人口行为史研究
从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路径来看，目前学界有关人口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族谱、户口册、档案、年谱、文集、墓志铭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通过数据统计，就男女婚姻的结婚率、未婚率、结婚年龄、夫妻年龄差、再婚率、生育率、生育年龄、生育间隔、死亡率、预期寿命等进行了量化的微观研究。不过，近十年来，历史人口学却遭遇到了“寒冬”，令人欣喜的成果不多。要走出历史人口学的困境，继续挖掘资料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将家书、日记等资料纳入人口行为研究的史料来源之中，再结合族谱、年谱等资料，不仅可以对家族人口行为进行量化统计，也可藉此细致的记录还原人口行为发生的生活场景及动态过程，这为历史人口学研究转向“活”的人口行为史研究提供了可能。
二、“ 活”的人口史视域下曾氏亲人的婚姻行为
曾氏家族文献明确记载定亲时间的共有14对曾氏亲人，其中男女双方均在5周岁（包括5周岁）以下便定亲者有6对，8岁—13周岁定亲的有5对，18周岁—21周岁定亲者有3对。总体来看，这14对男女定亲的平均年龄仅为8.5岁，其中男性定亲的平均年龄为6.8岁，女性定亲的平均年龄为9.2岁。由上可知，曾氏亲人的定亲年龄偏低，绝大多数在八九周岁以前便已定庚。曾氏亲人之所以热衷于较早定亲，恐怕与曾国藩仕途的升迁以及曾氏宗族声誉的提升不无关系。曾国藩儿女、侄孙的婚事也成为当时仕宦家族之间通过联姻以达到在官场上互相扶植、互相提携的重要桥梁。上文统计结果所显示的曾氏男子定亲的平均年龄要比女性更低，这或许反映了外姓女方之家急于与曾家男子联姻的强烈愿望。
按照清代礼法的要求，只要男女分别达到虚岁16岁、14岁以上，且不存在为近亲持丧者就可以结婚。曾氏男性、曾家女婿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7周岁，其中初婚最小者13周岁，最大初婚者已满22周岁，男性初婚年龄较为集中在17周岁、18周岁。曾氏男子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6.89周岁。曾家媳妇、曾家女儿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8.68周岁，其中初婚最小者为12周岁，初婚最大者已满23周岁，女性初婚较为集中在17周岁、19周岁、21周岁几个年龄段。曾家女儿初婚的平均年龄为19.69周岁。综合以上因素，再参考其他学者的统计结果，笔者以为，清代男子初婚的平均年龄大致为20岁—23岁左右，女子为17岁—20岁左右。这样的初婚年龄，比礼法规定的婚龄要高很多，似乎不能将其视为“早婚”行为，这也说明我们对古人流行“早婚”的传统认知还有不小商榷的空间。
有学者指出，赘婿婚是母权时代的产物，当时女性处于氏族的中心，在婚姻问题上男子出嫁到妻家。对于官宦之家的赘婿，赘婿本家也多为达官显贵，“入赘”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也无须签订入赘文书，赘婿在妻家如同正常婚姻中的姑爷一样受人尊重，更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曾纪泽的入赘是因为贺家无男且居住在省城，而当时纪泽却居乡下；曾国藩次女婿陈远济之所以同意入赘曾家，是因为陈父已死、家道中落；曾国藩六女婿聂家之所以答应到江南入赘，是因为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不论官职还是当时的居住环境都好于聂家；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有招赘之实是因为曾纪泽当时居住在京师。由上可知，仕宦之家的男子之所以同意入赘，是因为岳父之家在官职、居住地或经济条件方面要优于男方，这种优势不论是为了照顾夫妻的婚后生活，还是为了女婿的前程都是有好处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入赘之举非但对女婿的声誉无损，有时还会因入赘名门显宦或京师之家反而提高了社会影响力。当然，囿于乡俗之见，官宦之家对于入赘之举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思想包袱，这从曾聂两家对于是否入赘问题上的讨价还价中可以管窥到。
三、“活”的人口史视域下曾氏亲人的生育行为
根据湘乡曾氏、湘乡胡氏、长沙王氏三部族谱资料，对明清时期长子出生时父亲（第一次结婚者）、母亲（元配）的年龄进行了统计，得出长子出生时曾氏、胡氏、王氏三个家族父亲的实际平均年龄依次为24.54岁、24.91岁、25.87岁，三个家族总平均值为25.39岁；长子出生时曾氏、胡氏、王氏三个家族母亲（元配）的实际平均年龄依次为22.25岁、22.85岁、23.46岁，三个家族总平均值为23.32岁，综合考虑以上学者的统计结果，笔者认为清代男子初育的平均年龄大致为23周岁—26周岁左右，女子初育的平均年龄大致为20周岁—23周岁左右。
从曾国藩直系三代的生育情况来看，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不存在显著的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曾纪泽夫妇头次胎之间、最末两胎之间的间隔较长除外）、生育率低等现象，也就是说，像李中清等所说的中国式婚内抑制的生育机制在曾国藩直系三代的生育历程中并不明显。尽管清代存在着诸如避孕、堕胎、绝育等节育方法及溺婴行为，但在19世纪的中国，像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没有采用上述控制人口的方法，相反人丁兴旺仍是官宦阶层的不懈追求。
由于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在生育问题上对于“生男”的偏好是根深蒂固的。从曾国藩父子对于子女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作为父亲，重男不轻女，从平时抚抱幼孩、跟幼孩玩耍、亲自用牛乳喂养幼孩之举，到幼孩生病时的陪医问诊、照料医药，再至病势加重之时的焦灼万分、茶饭不思、睡不成寐，这些传统上属于家庭主妇的职责，作为父亲也主动承担，从中体验到了抚养孩童的酸甜苦辣，更为我们刻画出了一幅幅对儿女无微不至照料与关爱的“好父亲”画像。由此可见，即便在官宦之家，幼孩的抚育并非仅是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幼孩、关怀子女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官宦之家，早聘与“大龄”定庚并存、早婚与“大龄婚”并行、“入赘婚”的存在以及“重男不轻女”等观念，这些可能体现了19世纪中国官宦阶层在人口行为上的某些共同特征。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全文约4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