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摘要：瘟疫是一种古老的存在，中国在长期应对瘟疫的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经验。从这些举措和经验出发，通过现实观察和历史省思，探索其对现实的启示，固然是非常有意义且必要的。但若不能将这些举措和经验放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整体史视野下来考察，在全面总结其特点与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来展开省思，可能就会有失偏颇或难得要领。为此，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整体和全局，总结了中国历代应对疫病的特征和内在逻辑。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官方虽然对疫病救疗有相对积极的姿态，但缺乏制度性的建设。在关键性的控制和切断疫病传播方面，少有建树。历代王朝开展疫病防控的出发点更多是展现其仁政和德治，受统治理念和历史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对于实效的考量有限，也相对缺少对个人生命及其价值的真正重视。
一、疫病应对的特征
在传统时期，人们应对疫病的办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灾疫发生后人们直接的应对举措；另一类则为与疫病相关的预防措施或卫生习俗。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应对经验，可以说内容颇为丰富，而且对照现实，似乎也大体类同。
在传统时期，中国在应对疫病上取得的诸多成绩无疑值得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对于瘟疫的救治，基本缺乏制度性的规定。瘟疫虽然也可被视为灾荒的一份子，但疫病的防治显然不同于一般灾荒的救济，普通的赈济钱粮、蠲免赋税乃至赈粮施粥，并不适用于防疫。不过，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力量则在其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官府较好地利用了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临时救疗活动。
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底蕴深厚的国家，形成相当丰富的疫病认识和应对经验，自在情理之中。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中国社会并没能总结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疫病防治举措，并催生出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疫病防治，当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为要，最核心的是要尽可能地控制人流以防疫病扩散。但这种行为，不仅未能得到当时医学理论上的支持，而且还成了主流观念反对、批判的对象。
综上，我们不难总结出传统疫病应对的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国家对瘟疫未能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性规定，主要由民间社会自行开展疫病的救治。二是中国未能发展出体系性的疫病救治知识。三是针对疫病防治的关键环节检疫隔离，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和思想的鼓励和支持，在理论和实践上难以取得发展。
二、疫病应对的内在逻辑
从上面的总结中，笔者感到，至少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和省思。其一，国家并没有从制度建设上担负起其责任。其二，在疫病应对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民间社会和国家力量之间的紧张。何以如此？
关于第一个现象，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从技术上来说，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国家要想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其次，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自然灾害会对王朝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
关于第二个现象，之所以在阻断疫病传染的隔离防控上，一些直观性的认知和本能性的行为反而会受到抑制，首先无疑与当时的医学对此缺乏科学认识有关。其次也因为这一认知和行为与当时国家的极力倡导的意识形态——“仁”“孝”观念相冲突。
中国主张通过提倡推行“仁政”乃至“民本”思想来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而对瘟疫的救治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像对其他灾荒那样重视，应该说跟前述瘟疫救治本身的复杂性和国家在技术与能力上的有限直接相关。
当然，传统的“王权”无论怎样倡导“仁政”“爱民”，但其政权毕竟本质上姓“王”不姓“民”，不可能首先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来施政。从这一逻辑出发，面对难以措手的瘟疫，在民间普遍将其归为“天行”的情况下，统治表明其关心并给予一定的救治自然也就够了。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以频繁出现的瘟疫为契机，中国逐步引入并创建了由国家主导、着眼于国家强盛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颇为显眼的特色。但实际上，瘟疫只不过是契机而已，根本的动力还在于中国文明自身强大的内生力和自强精神，以及历来对于社会灾患的关注和重视。
三、结语
在作为展现人与国家关系的巨寄生体系中，瘟疫的影响从未缺席。处于诸多链接点上的瘟疫，在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诸多伤害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示。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疫病应对特征和逻辑的梳理和省思，我们或许可以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只要我们能深入体会把握“生命安全重于一切”的核心指导思想，回归卫生的本义，以多元协同的思路更专业地开展卫生防疫，那么，现实的灾难自将会成为更有意义的“历史推手”。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全文约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