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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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虱知人:古代人虱叙事中的医疗与生命审思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0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0-11-17 浏览次数:

作者:何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讲师。

摘要:人虱是寄生于人体的寄生虫,但由于缺乏对人虱因何而生问题的科学认识,故而古人对人虱的叙事往往镶嵌在宏观的宇宙生成论中。虱生于我之气蒸,与人同气异类是两汉魏晋之人的基本认识。由于认知的进步,宋人更倾向于从形而下的层面去探讨虱生的问题,虱生于汗垢等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模式。但思想上人虱与人的密切关系,仍抵不过现实中人虱带来的感官感受,故人们尤其是医学系统中进化出了较为严密的除虱体系。现实中对人虱这一生命个体的随意杀灭,激起了儒家与佛教对人虱生命的某些思考。而这些思考对于深切检讨动物疾病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人类与寄生环境的平衡及和谐发展无疑亦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一、古人对于人虱与人关系的认识

人虱寄生于人,无疑是一个基本生活经验。正是由于人虱寄生于人的这一特殊关系,古人还往往以此为喻,来说明宇宙万物生成的相关问题。其实,在宇宙万物始生的问题上,儒家无疑是消极的,现实的人类世界是其核心关注,而恰恰是道家将这一问题置于核心地位,代表道家气论的宇宙生成观。佛教,在虱生的问题上,一般认为属于湿生。在宇宙生成论上,佛教的理论由于过于虚幻,都未能对“气”论产生根本的挑战。南宋大儒朱熹在讨论天生万物时,仍秉承的是气论的宇宙观。

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虽说“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但具体到人虱的生成上还是相当复杂。东汉王充《论衡》提出了生命以“类”衍生的模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明确将人虱摆在了人的对立面上。东晋葛洪《抱朴子》千方百计地说明人与虱子的差异,这亦与王充“同气异类”思想相类。由于寄生环境的影响,头虱而黑,身虱为白,对此,东晋葛洪《抱朴子》进一步将头虱与身虱的区别仍理解为气之渐化。

宋代科举勃兴,士大夫文化发达,对花鸟虫鱼等亦多所关注,对人虱的论述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论述人与人虱关系方面,则突破了两汉魏晋之人关于虱生于我之气蒸的解释模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苏轼所言的虱生于汗垢等个人卫生状况不佳者,在宋代无疑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模式。

当然,宋及其后之人虱生于汗垢说等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模式,其实这也并未从根本上否认气论的宇宙生成论。虱之所以能引起宋人兴趣其背后仍透露出了虱寄生于人的这种特殊关系,而这种经验层面的寄生与现今科学话语下的寄生认知仍有本质的区别。

二、古人对人虱及其所引发疾病的防治

虽然思想认识上,人虱的产生与人身关系密切,但思想上的认知,毕竟抵不过现实中对这种“吃人虫”感官上的感受。从基本的生活经验看,每个人都有去除虱子的动机与能力,吃虱、挤虱子、及时沐浴洗衣亦是主要的去虱方法。另外,梳篦尤其是齿小而细的篦子亦是去除头部虮虱的常用工具,当然,直接剃掉头发更是去除头虱一劳永逸之策。除了以上基本的生活经验总结,古人还经验地发现了一些植物、矿物质等的去虱作用,这点下文将结合去虱药物集中讨论。

(一)除虱药物的发展与方书应用

从本质上讲,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的范畴,其与人们生活经验的互动非常密切。而由于史料的书写与分布的关系,本节在主要以医籍所载除虱药物为论述主线的同时,尽量揭示除虱药物知识在医学内、外的互动关系。

关于除虱药物,我国现存最早的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即载有雌黄与水银两种药物,南朝齐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又增加了百部根、五色符和草蒿三种药物。

唐宋时期是我国药物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唐高宗时苏敬等人纂修而成了我国最早的官修本草《新修本草》(亦即《唐本草》) 其对于除虱药物,除延续陶弘景的著述外,还新附有大空。陈藏器遂著有《本草拾遗》,其中新增录有除虱药物石黄、虱建草等。宋代则诞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药物学著作,在除虱药物上,《证类本草》就著录了石黄、雌黄、水银、虱建草、草蒿、大空、五色符等诸多药物,系统总结继承了此前的成果。

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完整、系统总结了其以前的医药学成就,并衍生出了多种节本,其在“百病主治药”中总结辟虮虱药物有虱建草、大空、藜芦、百部、白矾、水银、银朱、轻粉、铜青等九味药物。李时珍所载除虱药物主要来自两个系统,其一为唐宋以前诸药物学著作,这是最主要的来源; 其二则为宋代以来的方书系统。除虱这种行为较难进入医家方书应用系统,这也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何除虱药物来源于中方书系统所占比例低、出现时间晚的缘由。

(二)古代医家对人虱引发疾病的疗治

古人曾以虱喻医道之难,虱子的大量集聚,则可能引发所谓的虱病。隋巢元方所撰的《诸病源候论》就记载了两种由人虱所引发的病症,其一为虱症,其二为头多虱生疮。关于虱症,初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则著有治虱症方,后世多引用之。陈藏器所载录之梳篦与虱建草,成为后世治虱症的基本药物。

三、儒、释人虱叙事中的生命审思

若将人虱视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时,人们除虱尤其是医学领域发展出来的对人虱的防治体系则可认为是对人虱的系统性杀戮。相对于儒家,佛教却是严格戒杀的,拾虱弃地似仍是一般的处理方式。此外,佛教中还有人与虱更为和谐相处的故事。

儒释道之间的相互融摄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的重要发展特征,并深刻影响了古人的思想和行为。宋陈录《善诱文》在论说佛教五戒以杀戒为首时,亦明显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可谓儒释仁善思想内涵融摄发展的集中体现。

四、余论

儒释出于仁、善观念,有一些善待虱子的例子。现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卫生情况改善,人们已经彻底消灭了人虱这一人体寄生虫。人类对于虱子与环境“残暴”的态度却与古人是极其类似的。换句话说,人类至今仍未能很好地处理人与万物及环境的寄生关系。从古人对待虱子“勿谓微小便轻杀之”的态度出发,对那怕是小如虱子者的万物生命多一点尊重与敬畏,庶几是人类与万物及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起点。

 

摘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全文约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