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28。
提要：明清时期，民众对疟疾成因的认识是一种现实和想象的交织，其中包 含了气候、环境和饮食等自然因素，也包含了鬼神在内的超自然因素，这种认识影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疟疾的防治，并产生和发展出众多不尽一致的风俗习惯。受气候说、环境说和饮食说影响，民众试图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摄生保健之法来防止疟疾发生。受鬼神说影响，民众或遁逃避疟，或咒鬼截疟。不过，受制于科学、医疗条件，近代开埠前的防疟措施针对性并不强。清末西学传入，防蚊、灭蚊的新式风尚开始被提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疟疾的防治。不过，民众对旧俗的摒弃力度和对新知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全国上下仍然饱受疟疾困扰。
一、现实与想象：疟疾成因的认识
古人对疟疾的认定宽泛，所有“寒热往来”的病症都视为疟疾。疟疾概念范围宽广，囊括疾病种类众多，故而要明确疟疾发病原因并不容易，医学界曾提出环境说、气候说、饮食说等等。疟疾概念的宽泛以及发病原因的复杂，以至于发病理论无法统一，也缺少权威的成因论断。于是，一些民众自然地将其归之于超自然的幽冥世界，疟鬼作祟说随之而生。
疟鬼作祟说将人罹患疟疾的原因归结于疟鬼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疟鬼的形象和举止的想象。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疟鬼之说得到了医界的认可。医家发展出“鬼疟”的概念，疟鬼因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医学领域。疟鬼之说进入医界是以道教作为媒介的。道教在建立鬼神谱系时，将疟鬼定为枉死鬼，而根据某些道法、咒语，就可以控制、驱逐疟鬼。而这些融合了道教观念的医学知识逐渐为后代医者采用，并成为一种广为认可的病因解释方式。
概言之，古人对疟疾原因的解释是现实与想象的交织，其中包含了气候、环境、饮食等自然因素，也包含了鬼神在内的超自然因素，这种交织的认识也影响着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疟疾的防治，并产生和发展出众多别样的风俗习惯。
二、慎食与避风：疟疾的预防之道
疟疾发作有一定的人为因素，人们可以通过调护减少疟疾的发生。明末清初著名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将疟疾的直接原因指向因气候和环境而导致的感染风邪以及个人的饮食不规律。这也使得慎食和避风成为当时人们的疟疾主要预防原则。
慎食意指摄入食物时需要谨慎，包括食物不能过量，不可肥食、厚味并且不可多食生冷之物。避风不只是避开风邪，寒暑湿热等邪气也都是需要避开的。根据避风需求，轻易脱减衣物被认为是大忌。
慎食、避风本就是摄生保养的重要原则，不仅适用于疟疾，也适用于其他疾病的预防。因此很难评价这粗疏的措施在实践中究竟在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或许正是基于自然因素的防疟措施效果不佳，才使得基于超自然因素的鬼神论受众广泛。
三、避疟与截疟：如何对付疟鬼
按照鬼神论，疟鬼是造成疟疾发作的原因。陈昌图所言提及时人两种应对疟疾的方式，一是避疟，二是截疟。避疟又可称逃疟或躲疟，是指人们在疟疾发作前通过改变居住地点来迷惑疟鬼，使其无法找到原来的施疟目标，达到远离疟疾的效果。可以说长期以来，避疟是不分阶层的群体活动。与避疟不同，截疟通常适用于疟疾发生之后，是指借助各种物件威吓疟鬼，使其畏惧从而自行撤退，停止行疟。
无论是避疟还是截疟，这两种行为在明清时期的各个阶层中，都长期而又广泛地存在，尽管间或有人提出异议，仍然不能动摇民众群体的信念，鬼神说融入他们的生活。直至清末开埠后，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医界和士林对于疟疾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日常风习才有所改观。
四、旧习与新知：习俗的力量
19世纪80、90年代，西方发现了疟原虫，认定其为引起疟疾的根源，也明确了蚊虫叮咬是疟疾传播的主要途径，这些知识也很快被引入中土。最晚在20世纪初，报刊上已经有了对疟原虫知识的介绍，疟疾新知也出现在医学教科书中。这些著作将“疟疾”一词含义范围变为专指因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强调了疟疾系由人体感染疟原虫引发，肯定了水泽密布、蚊蝇丛生的地区是疟疾的高发地，强调防蚊、灭蚊的重要性，这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见解。
由于疟疾新知识的引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灭蚊驱虫”的重要性，并因此展开灭蚊行动。在疟疾新知的影响下，部分国人开始反思中国防疟旧俗。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疟疾新知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于避疟陈规的看法。
然而，民众对旧俗的摒弃力度和对新知的接受程度难以确切估计。民间自创的避疟方法仍然层出不穷。显然，在部分国人学习疟疾新知的同时，避疟旧俗在社会上仍然有广大的市场。
现行研究表明20世纪20、30年代，虽然不否认地区差异性，就全国而言疟疾仍然肆行，主要原因自然是当时政府内外交困，中央权力和实力有限，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力。同时，民众拘泥旧俗，延误医治，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疟疾情况的恶化。
五、结语
明清时期，人们对于疟疾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系统，一是基于现实得出的以气候说、环境说和饮食说为代表的自然的物质系统，二是凭借想象创造的以鬼神说为代表的超自然的信仰系统。民众基于不同的认识系统发展出了多样的风俗习惯，尽管这些方法较为粗疏。就古人而言，这些民俗疗法较为经济，能够给病人提供心理安慰，故而成为民众应对疟疾时的一大选择。
笔者认为，对于古人的种种行为，我们应该报以同情之理解。同样，风俗习惯的疗效也得到了学界的部分认可，如文树德就认为，祖先信仰和鬼神学说的疗法直到近年一直都是中国社会中最有影响力也最“成功”的方法，甚至在实践中比医学手段医治了更多数量的病患。文氏的论断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提醒研究者，那些在当代社会看来非科学的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有助于研究者发现一个更为多彩斑斓的旧日世界。
摘自《浙江学刊》2020年第4期，全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