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大伟，李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摘要：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人物。近二十年来，学界着重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实业活动、教育活动、洋务思想等问题；分析了戊成变法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派及戊戌变法的关系，对《劝学篇》及“中体西用”思想做进一步阐释；论述了张之洞对清末“新政”决策的影响，对张之洞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张之洞思想转变与中国近代道路转型、“中体西用”方法论意义等方面仍有深入研究的可能。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旨在展现张之洞研究的多元面貌，探讨未来研究中新的理论增长点。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晚清重臣参与了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对清末政治变革，实业振兴、文教转型和军事改制均起到重要作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的宏大叙事视角对张之洞的人物思想、改革实践进行研究。向来受到学界重视。近二十年来，伴随着历史研究方法的演进，学界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挖掘并运用新史料，呈现出以张之洞与重大历史事件关系为线索的研究新样态，主要表现为以中国近代化或社会发展转型进程为中心，考察张之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交往、思想转变、改革实践等论题。
一、关于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学界围绕洋务运动期间张之洞军事工业及实业创办活动、教育改革活动和洋务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基本肯定了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期间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作用。袁为鹏认为洋务实践中汉阳铁厂的筹办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开端。吴剑杰指出，汉阳铁厂存在糜费虚掷的现象，其筹办失败既有资金、原料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有张之洞判断失误、管理落后的主观原因。刘薇梳理了张之洞与广东近代兵工企业及湖北兵工厂的关系，认为张之洞的洋务实践对更新武器装备、培育军事人才、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有积极意义。朱从兵肯定了张之洞对芦汉铁路的贡献。这些研究不再以宏观叙事为范式，而是选取了微观叙事方式，从中客观反映了张之洞参办洋务的积极态度，肯定了张之洞对推动晚清近代化的积极作用。兰军等从宏观层面评价张之洞对湖北教育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张之洞通过倡导“中体西用”的思想理念，构筑起带有浓厚西学特征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通过学习西方教育体制，改革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数千年未变的教育格局发生了颠覆，促使湖北教育自此走上现代教育之路。杨洪林等关注到张之洞在鄂期间创办的民族纺织业，认为产学研一体化的纺织教育模式，开辟了近代纺织教育创新新路。朱华雄等以张之洞率先在武昌设立商学教育机构到建成自强学堂商务门为线索，认为自强学堂的尝试是近代商学教育的肇始，肯定了张之洞在其中所做的努力。
学界侧重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张之洞从“清流”转向“洋务”的角色转变的文化因由，并对该时期张之洞的思想文化主张进行评价，这些研究主要以“中体西用”为分析对象，不仅关注到张之洞个人思想的转变，也以此为着力点，反映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进程。万国崔等认为，洋务运动是张之洞思想转变的契机，同时也是儒学现代性转型的契机。王先明对“中体西用”的内涵重新阐释，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不再以中学一元因素为文教模式、从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而是在不断引入、学习西学过程中，从中西学术中求致用，形成了中西二元的学术文化思想。陆胤则以张之洞入党清流的经历为起点，论述洋务期间张之洞在创办广雅书院、两湖书院时调停汉宋之争的主张，肯定了张之洞对近代学术思想转型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的研究
以变法引起的清末政局变化为主线，对张之洞与戊戌变法关系展开探索，是研究张之洞自甲午中日战争至清末“新政”前夕人物活动的一个重要视角。“张之洞档案”等史料整理使用后，学界开始关注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张之洞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从张之洞支持变法到反对变法的过程刻画，展现了晚清社会政治权力中心的微妙关系。茅海建探讨了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与康有为、杨锐、黄遵宪、陈宝箴等人的交往关系，考察了张之洞对《强学报》《时务报》《湘学报》的态度。李细珠对戊戌－庚子变局中张之洞与各政治党派的关系进行研究，从侧面反映了政局变动中，各权力中心及政治团体的势利关系。阳美燕等具体分析了张之洞在《时务报》创办后期对刊物由支持到反对的态度转变，反映了张之洞最终否定变法主张的基本态度。从宏观角度解读《劝学篇》代表性的研究侧重于从政治思想史视角展开。石文玉重新考量儒学道统及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民权、议院思想，同时对“中体西用”论予以全面系统的阐释，着重论述了《劝学篇》对晚清社会制度变革的影响。还有学者从微观层面讨论了张之洞《劝学篇》对近代中国道路模式构建问题。在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与张之洞《劝学篇》的比较研究上，郑艳虹从宏观角度比较两书在成书背景、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异同，指出“正权”与“民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两书的最大差异。叶国文则认为两部《劝学篇》在西学认知上的差异在于张之洞侧重器物、技术层面，福泽谕吉侧重制度、文化层面。近年来随研究深入，学界不断廓清《劝学篇》“中体西用”的逻辑架构，出现了中西一元论的观点。齐国华认为，张之洞在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行有限的制度变革，是“半截子的维新主张”。王先明也注意到这种区别，他认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在于将西学引入到中学知识结构中，对中学进行改造，他把这一思想称之为“新学”。在《劝学篇》思想的评价上，学界普遍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文化保守主义。
三、关于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研究
21世纪来，学界逐渐重视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近年来，学界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文本依据，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推行的关系，认为该文本是清末“新政”推行的纲领性文献。鞠方安指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是以此文本为蓝本的，苏全有认为该文本直接促进了捐纳制度的废除。李细珠对奏折起草由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到刘坤一领衔与张之洞共同上奏的经过进行梳理，指出《劝学篇》中的变法思想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思想来源。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政治变革，主要集中在法制变革和预备立宪两方面。李秀清认为张之洞主张奏驳新刑律，是礼教派而非法制派。而李欣荣指出张之洞在维护礼教同时非常重视效仿西法、回收法权、核定新律例，是在礼教、法律之间的平衡之举。另一方面，学界在张之洞对立宪问题的态度上，始终在消极与否之间争鸣。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通常将张之洞看作保守派，认为他对于政治变革持消极态度。孔祥吉指出学界认为张之洞对立宪态度消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侯宜杰指出，孔先生使用的《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史料真实性待查，他依据光绪三十四年奕劻向慈禧呈递的一条密折，结合其它史料认为，张之洞对立宪一贯持消极态度。彭剑指出张之洞是立宪的稳健支持派。
近年来学界对张之洞清末经济变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活动也展开论述。赵朝峰、何淑彩从农业近代化及农业近代化制度供给的角度，肯定了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提倡创办农业试验场的主张。丁永刚指出，张之洞的筑路活动及后期主持铁路借款工作维护了中国铁路利权。孙毅从银元发行改革过程和“收发一律”原则考察了张之洞在清末币制改革中的作用。朱海龙等从产生背景、三类教育体系内容、教育“新政”体系及德智体教育观等角度，对癸卯学制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做系统梳理。关晓红对张之洞与清末学部改革进行讨论，她指出张之洞在掌管学部期间，积极推动普通教育、实业教育、提倡保留国粹，这些改革方案影响了中央教育改革决策，推动了教育近代化进程。李细珠探讨了1902至1907年间，张之洞筹建湖北常备军的过程，对比了袁世凯操练的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的特点。鞠北平从编练新军、变革军制、加强国防武器装备建设的宏观角度，论述了张之洞清末军事变革的具体主张。
四、结论与展望
整体来看，近二十年系统考察张之洞与近现代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发现，张之洞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第一，在整体史观下对张之洞思想转型进行梳理，进而把握近代中国道路建构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拓展。第二，囿于史料限制，少有学者专门深入探讨海外思想界、政治界对张之洞改革主张的评价。第三，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对传统中学的传承极为重视，但学界较少讨论“中体西用”的方法论意义，故在方法论层面深入挖掘、研究张之洞对“中学”的传承主张，可为现代中国文化模式建构提供经验。综上，未来研究可以在不断挖掘、梳理史料的基础上，以思想史、全球史、文化史研究为切入点，为张之洞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
文章摘自《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4卷，原文约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