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晓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北京，100101。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着政权建设，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财政金融机制。在这套机制中，财政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金融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地的财政金融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兼顾了财政与税收、财政与金融、财政与银行，较好地解决了战时革命政权的税收、分配、货币发行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财政经济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近20年来，一些通论性著作相继出版。从学术论文的发表状况来看，学界对于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问题的研究在逐渐升温。基于此，本文以学术论文为主，对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研究状况作一学术回顾。
一、财经制度、政策及财政收入
21世纪以来，学界围绕根据地的财经制度和财经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王明前分三个阶段梳理了中央苏区财政体系的构建过程，具体而言，即从建立统一的预算决算制度入手；建立完善划一的税收制度；建立会计制度、国库及国家银行制度、关税制度和审计制度。该学者还考察了苏维埃时期鄂豫皖根据地财政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逐渐开始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经营模式，转而以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来源。黄正林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法规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是中共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充分体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何敬中、左玉河指出抗日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包括统筹统支、预决算、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粮食管理等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制定了严格的惩治贪污措施，并积极予以落实。匡家在具体考察了1947－1949年中共中央统一财经的历程，指出这是一个财经体制由分散经营向集中统一过渡的过程；统一财经的实施是金融物价稳定的重要转折；统一财经是一个历史进程，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迟爱萍探讨了中央财委的成立过程和发挥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建金融机构，发展金融事业，尤其对各根据地的货币体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革。王红曼对此作了初步梳理，认为中共以自己的财政金融力量有效抵制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最终确立人民币制度，实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和币制的统一。张晓辉、秦洪芳则以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例，着重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政策，指出中共为解决财政困难，稳定市场，陆续建立了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南方人民银行，并分别发行“裕民券”“新陆券”和“人民券”，建立了全新的区域金融体系，不但满足了市场需求，保证了财政稳定，而且抵制和打击了外币和敌币，有利于南方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
关于财政金融的研究，关键是“政策落地”，也就是说，深入探讨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财政收入的具体状况才是研究落实的表现。王建华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以统一累进税为经常性财政收入，将纳税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发行公债与借谷运动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中央苏区的财政动员逐渐陷入既要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又要依靠工农群众来解决经费不足的矛盾中。李玉蓉指出军事紧张与经济困难迫使中共与八路军从无到有、从混乱到有序地创建军事财政体系，而抗战初期财政问题的解决又为八路军扩大自身力量并立足华北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杨奎松撰文细致考察了中共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
二、银行与借贷
银行作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以货币、信用为手段，在保障民生，发展商业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国家政策执行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江旺龙提出根据地银行在创建初期，侧重于执行政府职能，推行扩张性放贷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根据地产业的发展，但也带来诸多问题。根据地银行在后期注重加强自身的组织社会化建设，力图转变成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这些反映了根据地银行运用市场规律的探索与成长历程。王士花探讨了北海银行与北海币的历史，指出推行北海币的过程中，中共提出独特的“物资本位论”，并善于运用经济法则和政治力量，使北海币保持了币值稳定，取得了对法币和伪币斗争的胜利。王志芳从农贷角度对西北农民银行做了专题研究，指出：为了扶植根据地农业发展，解决广大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西北农民银行根据政府规定和农村实际，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贷粮。潘国旗：对抗日根据地发行公债作了系统梳理，指出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特点。
三、货币与发行
货币是财政金融的核心，货币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稳定，一直为中共所高度关注。冀钞是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覆盖面较广的币种。张常勇、王向英分两个阶段研究了抗战时期冀钞的发行。将1939年10月到1942年底作为第一阶段，认为该阶段的发行执行紧缩政策。由于军政开支庞大，财政透支占发行总额的一半以上。紧缩发行政策反映了根据地政府对战时通货膨胀的顾忌，导致了开拓冀钞市场力量不足，延缓了货币一元化进程。将1943年到抗战胜利作为第二阶段，认为该阶段发行政策上比较放手，多采取经济发行的方式，注重发展生产。为适应农村经济季节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还采取分散发行的办法。有学者从辅币短缺的问题谈起，以山东根据地为例，考察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恢复铸币权的历程，认为中共在山东地区建立以北海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系，通过发行辅币占领广大农村市场，进而发行本位币，与国民党争夺铸币权，一步步统一了山东地区的货币发行，最终将法币逐出山东，取得了货币战的胜利。万立明：分析了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原因既有内、外部因素，又有主、客观因素。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是内部的主观因素。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发行准备和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是客观因素，也是内部因素。刘增合：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货币斗争的政策、策略，指出货币斗争的基本形式主要是货币的阵地、比价斗争和外汇管理。
四、财粮征收及税收问题
财粮征收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也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发展，近年成为中共根据地财政研究的一个热点。赵元成、胡荣明探讨了根据地税制的二元结构，认为抗日根据地中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在结构方面存在很多共性，这些税制形成了一种个人与家户相结合的二元结构，亦即“以个人为计算单位、以家户为征收单位”。周祖文对冀中根据地公粮征收的研究显示，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李叶鹏：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批抗战时期村公所账本，对太行、太岳根据地“合理负担”整理工作成效及基层征收实况做了研究。大岩村和明子村的账本，表明太行、太岳根据地基层征收有序，效率很高，农民积极性得到调动。胡荣明从地权和税制的角度探讨了根据地的税收，认为抗日根据地通过征税实现地权的保护，同时通过对课税对象的选择、纳税主体的确立以及计税标准的设计，有效地将地权持有、地权收益、地权交易等环节纳入征税范围，基本实现不同层次地权享有者的负担相对合理公平，是中国农业税制史上的一大革命。
五、回顾与前瞻
回顾近20年来的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可以看到取得明显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相关研究领域，在议题的广度和讨论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近年来在根据地财政金融研究中出现一个重要趋势，即在研究中都已开始关注到根据地财政金融的一体性。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各时段研究有待进一步均衡。第二，货币史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第三，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和通货膨胀值得更多关注。第四，根据地发展过程中，财政上既要取之于民，又要休养生息。那么，中共是如何在特殊的战争时期，既保证了军需供应，又不影响民心支持？战争动员包括方方面面，它基于财政又超乎财政，因此，只有把视野放宽，尽可能地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因素相结合，才能真正搞清楚其中的运作机制。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根据地时期财政金融体系与新中国成立后财政、货币、银行体系之间的承继关系。
文章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