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红，乌云苏都；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视。近十年，双方在政策演变、民间交往与半官方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此问题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但深厚学术积淀的背后，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中共与美国友人的思想文化交流、美方人员与敌后根据地民众的深入交往、来边区美方人士的个案研究等方面仍缺乏深入细致地解读。通过挖掘新资料，开拓新视角，使用新方法，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占据重要一席，所以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演变不仅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而且随着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推进，学者也提出了深化此问题研究的新叙事方法。
一、关于中共与美国关系研究的现状与成果
2010年以来，吕彤邻等学者从美国各档案馆、图书馆收集大量有关抗战时期西方人士在中共敌后根据地游历和观察的历史资料，编成英文原文影印文献《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系列丛书。这些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宣传、组织等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艰苦抗日的情况。孙华等人主编的《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共有19册，收录了诸多国际友人的著作，如《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在中国看见曙光》等，都是研究中共与美国关系的重要论著。国外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史华慈、特里尔、威尔逊等学者通过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观念、意志和理想等主观因素出发研究中共的成长历程，撰写了如《毛泽东传》，《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等著作；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探究了美国媒体引导下的中国形象，认为美国媒体对国民政府的片面宣传和支持，以致“美国的中国形象是一种不顾中国实际、由传教士激情和卢斯媒体误导的幻象，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幻象上”。
除学术专著外，关于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多的体现在学术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的丰富与创新上。一些学者利用中美两国的档案资料，以中共与美国的政策演变、美方人士、美军观察组等作为研究主题，深入解读了影响中美关系演变的因素。周勇、周昌文等，他们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馆藏于美国驻华使馆、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陆海军部的资料，美军观察组与罗斯福、美国国务院的往来信函、电报等档案文件，以及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赫尔利等官员的个人传记、报告、备忘录等文件，对抗战后期美国的扶蒋联共、扶蒋反共政策作了解读；吕彤邻等利用馆藏于美国档案馆、图书馆的关于抗战时期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考察的历史史料，对西方人士报告中提到的中共与美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作了阐释；周祖文、杨冬权等利用中央档案馆的相关资料，对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等问题进行了诠释。一些硕博论文以《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关于美国的报道为视角，来研究中共对美态度的变化，或关注美方人士对中共的报道，分析美方之报道对中共与美关系的影响。徐国琦特别重视国际化视野下的中美关系研究，他提出了“共享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文化研究为视角，揭示了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过去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和两国人民共有历史经验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王立新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互影响实际上是历史演进的常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完全自足的，其中的很多历史经验是与他国共享的，而挖掘这种共享的历史就成为国际史研究的新趋向”。
二、关于中共与美国关系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目前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共对美国政策的演变、美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双方的民间交往和半官方合作等方面展开，表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成果。周祖文利用党的文献资料分析了影响中共对美政策演变的因素，认为中共对美的认识经历了八个阶段：抗战前，“从意识形态上将美国视为敌人”；抗战初期，“美国不是敌人，但远未成为朋友”；相持阶段初期，“反对美援，反对与美结盟”；皖南事变前后，“为阻止亲日派占上风，不反对与美结盟”；苏日中立条约后，“开始主张联合英美”；太平洋战争后，“中共与美国同属反法西斯阵线”；《中国之命运》出版和共产国际被取消前后，“中共全力争取美国支持”；赫尔利使华后，双方关系出现“断崖式的跌落”。章百家指出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争取、合作、中立到反对的复杂历程。太平洋战争后，中共以统一战线为基点，争取与美发展关系；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在军事上放手与美合作，并谋求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1945年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之年，“由战时争取友好合作转向战后防止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防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防止美国变中国为殖民地”。
学界对抗战后期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试图与中共合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吴宏亮、任中义认为由于“美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的变更、抗战接近尾声，意识形态因素凸显、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对日作战、赫尔利个人因素的不利影响”等因素，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支持中共，结束双方合作关系。吕迅从中共与史迪威交往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史蒋矛盾中的中共因素。认为中共与谢伟思、戴维斯、史迪威的互动，推动了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而他们三人的报告，在推动中共与美关系升温的同时，也激化了史蒋矛盾，造成了美国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周勇和周昌文客观分析了赫尔利调节国共矛盾的过程，认为赫尔利是以美国利益为前提，在保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推动了重庆谈判并促使国共达成协议。邵雍认为卡尔逊“将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第一次联系起来，开了美国官员直接与中共最高层交流的先河”，并敦促美国总统对华实行进步的外交政策，且“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实质上是卡尔逊访问延安的继续与扩大，两者背后均有罗斯福总统的明确支持”。杨冬权认为美军观察组还“充当了为有关盟国进行国际联系的中转站”。
三、深化中共与美国关系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近十年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可待挖掘的空间。第一，应加强对苏、德、日等国档案资料的搜集和运用，拓展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多维度研究。第二，应开拓新领域，加强对中共与美国民间友好人士的个案研究。根据崔玉军统计，1937—1947年间，曾到延安访问或工作过的美国人士有95人。学界对这些美国人士的研究还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对“三Ｓ”、卡尔逊和谢伟思等人的研究较多，而对其他人的情况还未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第三，应运用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法推进该问题的深入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倾向于美方人士与中共领导群体等交往史的研究，而忽视了美方人士与敌后根据地民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此外，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使用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趋势，除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外，还需结合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版本学等理论和方法，以丰富此问题的研究。
总体来说，对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研究，学界从视角与方法、深度与广度上，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有可待探讨的空间。同时，通过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发展与美国关系的成就及经验，也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巩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文章摘自《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