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进入20世纪以来，国人着装日渐“西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固然与鼓吹“剪发易服改元”的反满革命者的大力推动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时代使然。清朝满族臃肿肥大的袍褂和等级森严的服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清廷就已经不得不陆续批准军队和学生改易便于行动的“西服”。但颇为吊诡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力主着装“西化”的孙中山，却并未实施“易服”的措施，反倒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西化”特色的一个《服制》令。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竟又明显地意欲延续正统而拒绝“西化”，故将满族之长袍马褂定为国民之礼服，即后人所称之“国服”。
服装除了实用性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既具有反映一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宗教或族群归属，包括他们的政治文化乃至道德取向的功能，也是社会发展变动，特别是社会等级或阶级变动的重要晴雨表。与法国大革命对法人着装影响类似，20世纪的中国革命极大冲击和影响了中国人着装模式。中国学界有关研究已相当丰富，相对欠缺的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近代服装文化”变动的历史趋势，对整个20世纪革命造成的国人着装模式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其内在逻辑的研究论析。本文即尝试基于这一思路，对20世纪中国革命冲击影响国人着装全面“西化”的原因及其经过，做一概要的梳理和讨论。
“西服”一词严格说来并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现代“西装革履”，通过丝绸之路，以粟特人为主的中亚商人括将西方民族的服饰和纺织技术传到古代中国。但是，通过丝绸之路，真正来自欧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欧”“西洋”“西方”服饰的影响情况，至今尚未发现。最早的欧人旅华游记《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表明威尼斯服装对元代中原文化没有吸引力，反而马可·波罗等人在中原期间一直穿着蒙古服装。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到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了避免因自身长相及其宗教文化被当地社会排斥，他们最初选择穿中国和尚的袈裟，之后则穿上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常着装——长衫，因而其对明清之交中国人的着装几乎没有影响。19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的男性时装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西装革履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当时的国人对马嘎尔尼使团和英、葡军队着装很难理解。
自1860年代清廷开始支持洋务运动，国人服装西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出约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官方虽为学童们购置了长袍马褂，而且还派专员监督，但学童们很快就入乡随俗，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穿上了各式洋装，有些学童甚至还大胆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最后，清廷于1881年将所有留学生召回国内。但为满足军事现代化，清廷仍颁布了参考了英国海军军服样式规定的《北洋海军章程》。清末新政更在事实上接受了西式制服，陆军和海军军服、警服，以及学生服。中国人着洋装，甚至穿西式婚纱举办婚礼的情况，也日渐流行起来。1906年后，国内兴起“剪发易服”的讨论，但清政府并无回应。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加快落实易服的主张，孙中山就任后发布统一革命军军服的命令，并通令“凡官吏与外人有交涉者一律须衣西服”。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只穿西装和军装，在其示范作用下，南京军政界的着装模式明显西化。与孙中山力求简单、庄重、经济、平等的简单西服不同，袁世凯重塑了“服制”“礼制”“官制”，全面规范社会的等级尊卑。袁世凯建议保留满式长袍马褂作为公便服，国务院从保持国货角度强调公便服要用国产绸缎制造，参议院否定了“公服”“便服”提法，议定西化“礼服”的《服制》获袁世凯颁行。但这种既不经济、又不大众的西服既带给底层公务员巨大经济压力，又影响服装业者营生。
1920年代国民革命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社会“西化”，在着装西化的问题上，“中山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多数资料认为“中山装”就是日式学生服，但孙中山在一些很正式且庄重的场合都是穿西装，而且在1924年秋天以后他却再也没有穿过学生服。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基本诉求就是“剪发易服改元”，但当时“中华国货维持会”指出改装耗财巨大，公开呼吁并四出鼓动“剪发不易服”，并要求礼服使用国货。孙中山最后采取折中办法，所以孙中山一度既穿笔挺的呢料学生服，也穿上了布料和棉麻材料制成的学生服。1918—1923年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权与列强各国政府围绕着海关关余和海关主权问题持续发生的冲突，更强化了孙中山必须保护国货的意识。所以，1923年后孙将长袍马褂作常礼服来用。1924年秋之后，孙中山因觉阅兵场合各式服装都不甚适合，于是找出4个口袋的英式猎装穿着，后世流行的“中山装”即由此改良，但“中山装”政治含义与孙中山毫无关系。
1927—1928年，国民党人在全国上下推动的“中山装”热，一度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国人的着装选择。1928年春，中华国货维持会及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赴宁请愿，要求维持1912年《服制》，礼服使用国货。有鉴于此，内政部长薛笃弼刚走马上任就对记者宣布说：今后本部职员将“一律着用毛蓝色棉布中山装，矫挽近奢华之积习”。工商部也要求各地政府“通令所属人民，一体购用”“苏沪广州等地各棉毛织品工厂所仿制之外国呢绒哔叽暨其他替代品类”。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与1912年《服制》一样，明文规定男女礼服及制服均应采用“丝麻棉毛织品”，且“限用国货”。国民党党国大员及各地当局随后也曾三令五申要求部属“穿国货中山装”。但未规定的多数大中城市党政官员的制服着装，两三年后便多半由国产棉麻织品，改换成进口毛料，而更新一波的男性时尚，干脆“以穿皮靴马裤为最时髦”。20年代从上海开始，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早已风行“充分的呈露出女性的曲线美”的新式旗袍。新式旗袍能够迅速风行，与中山装能够迅速普及全国，除人们的思想明显在解放外，显然离不开越来越多能够做出符合人体曲线式样服装的中国裁缝的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下，中国大中小城市中的主流人群，已经普遍开始接受用现代的服饰观念和西式剪裁技术制作的新式服装。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服制条例》，明定实为满服的蓝袍黑褂的长袍马褂为“男子礼服”，只给了学生服以“男公务员制服”的名义，对西装装束要求则未置一语。总理灵柩奉安大典上，国民党中央及国府委员均“改用素地蓝袍黑褂”。这种做法与孙中山晚年特别是其临去世前两个月里一直把长袍马褂当作一种礼服来穿的做法有关，也与当时“革命外交”、倡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背景有关，同时符合了当时国民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和长袍马褂的某种偏好。虽然1936、1939年两度有修订《服制条例》声音，但最后仍未正式实行。1939年草案仍未接受西式礼服文化，而是简单地改定学生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之甲种，转而将长袍马褂退而保留为常礼服之乙种。但这种提议又不合蒋介石的习惯认识，最终未获批准。蒋介石对西装不感兴趣，从其西装革履地与宋美龄结为了伉俪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西装。虽然他也穿过多年现代西服性质的“学生洋服”和军便服，但其一直对长袍马褂情有所钟，把长袍马褂视作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和权力正统延续的重要政治象征。可不管穿什么衣服，蒋介石都是一个对衣型合体及衣料和剪裁质量十分挑剔，并且会毫不懈怠地注重仪态与服装相协调的人。换言之，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资产阶级化，他所塑造的得体、严谨、威风凛凛或风度翩翩的形象，相当程度上也正是19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塑造的那种讲究体面和专业风度的新绅士形象。
相较而言，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最不讲究衣着、最怕被着装束缚，按理说传统的宽松肥大的长衫最符合他，但这种代表上等人身份的长衫他在参加革命后再没穿过。建国后，毛泽东大多数正式场合穿的其实也是由军服稍加改造而来的、较蒋式中山装不那么注重裁剪合体和面料质地、更宽容实用的中山装。受毛着装影响，建国后代表着传统绅士文化的长袍马褂和具有资产阶级制服特点的西装革履，很快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当然，国人普遍开始身着蓝色中山装或绿色军便服后，其服装从形制到剪裁也并没有回归传统，反而更趋“西化”了。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