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开启了中国现代性启蒙之路。然而《新青年》的启蒙之路却经历了一个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过程，这其中既包含了陈子沛等人在杂志运行方面的同心协力，更蕴藏着陈独秀集主编、主撰于一身的运筹帷幄和苦心经营。从“借助”《甲寅》创办《青年杂志》开始，标新立异的用稿标准、招股与揽才并重的两大发展主题、取大同存小异的总编方针使得《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但作为资深革命党人的陈独秀所立意策划、聚拢的同仁杂志是一个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舆论刊物。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狂热的功利主义心理使得他们见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同时选取“利己”舆论为我所用。这样的“设计感”一方面成全了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但也带来了问题——西方深刻的思想资源没有真正进入并内化，倒是功利、实用、工具主义铺天盖地，这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进驻中国并华丽转身留下了空间。
晚清以降，伴随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很难再像古代“士”阶层通过读书致仕的方式抵达社会权力的中心，但是他们依然居于文化的中心，随着新式传播媒介的发展，以报刊杂志作为喉舌，通过舆论的杠杆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一种惯用手段。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有了进退自如的舆论平台。正是这一公共舆论空间的建立，汇聚了一批浸润欧风美雨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以具有穿透力的舆论为手段和工具，集中火力向旧文化、旧制度宣战，在20世纪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启蒙盛宴，《新青年》也成为公认的新文化元典和启蒙标本。“说理型”“政论型”“传播型”三位一体的文本风格，使得杂志别开生面，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开创了一个舆论传播的时代。《新青年》的启蒙之路经历的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过程蕴藏着陈独秀集主撰和主编于一身的运筹帷幄和苦心经营，但同时陈独秀一开始创办《新青年》时就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其对杂志办刊方向的把控以及对杂志舆论方向的把持，使得启蒙有一种“舆论”与“思想”交织的“被设计感”。
一
文化人的“上层建筑”背后，还需要活生生的包括物力、财力、人力在内的“经济”因素作为“基础”。《青年杂志》创刊时，陈独秀寻求自己老友、老乡的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帮助，汪孟邹以亚东生意不好以及受托于名刊《甲寅》理由婉拒了陈独秀。陈独秀希望杂志发扬其舆论影响的豪言却被群益书社陈子沛兄弟深信，提供其每月二百元编辑费和稿费，《青年杂志》得以创刊。而《青年杂志》的作者主要则由《甲寅》同仁“脚踩两只船”，杂志创刊一月后《甲寅》停刊，《甲寅》作者群大都转移到《青年杂志》来，同时杂志也沿用了《甲寅》的思想蓝本、办刊体例，也因此，《新青年》杂志早期特色并不明显。
二
从《甲寅》到《新青年》，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主体和主题。《新青年》创刊之初，稿件门可罗雀，陈独秀四面托请约稿，其中敦促汪孟邹致信另一同乡胡适求文。《新青年》创刊号上“社告”和“敬告”则表现出陈氏编辑方针和用稿标准之“标新立异”，即：“新时代”应有“新”知识、“新”思潮、“新”思维，并以“新”诱人、以“新”立足，要以“新”为亮点。如果《新青年》的主打歌曲是新思想、新文化，那么跳动于字里行间的主要音符则是以“民主”“科学”为观念词的现代性旋律。
三
1916年2月，因护法战争而停刊的《青年杂志》受到了主办《上海青年》的上海青年会的投诉，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与汪孟邹、陈独秀在陈氏寓所商议杂志更名事宜，陈子寿提议的《新青年》名字得到其他二人的赞同。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股东”，在当时密切地参与了杂志和刊行书店的运营。《新青年》杂志创刊之际遇到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则是稿源问题，陈独秀针对此问题向高一涵、周氏兄弟、吴虞、胡适等或约稿或催稿，并向这些作者表达了真挚深切的仰慕，使得这些作者欲罢不能。同时陈独秀重金聘用、高酬约稿，并咬定关键作者不放松、令其只为我用，还给重要作者推荐薪酬优渥的北大教职。于是，在道义和韬略的驱动下，《新青年》这个舆论阵地声势渐威。
四
陈独秀在积累办《国民日日报》等经验后使《新青年》成为如日中天的划时代杂志，这与陈主编既定的“理想与勇气”之支撑与落实密不可分，其中陈主编在与同仁合作上的伸缩自如、张驰有致是一代名刊引领一代先驱同仁前行的关键。陈独秀取大同存小异的总编方针，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尽管作者们各自思想主张不一，只要不影响谈论“德先生”、“赛先生”就无关紧要。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异曲同工，陈独秀在把持住自己的办刊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给各位编辑自由发挥的权力之编辑方针，也同样与蔡元培新旧之中偏新相似的是，陈独秀对《新青年》稍有的偏离积极方向都会严防死守。为了使陈氏自己坐稳主撰位置而精心设置的“读者论坛”是把控杂志方向的一着妙棋。“读者论坛”开坛以及“通信”一栏的开通，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之真刀真枪的来稿，则把《新青年》的主题点化得更突出，目标突出得更鲜明，激情渲染得更浓烈，舆论导向引导得更明晰。读者自然来稿的见报与否、长短、快慢，完全根据主编需要，关键看内容能否呼吁到点子上。以孔教问题的喧嚣为例，在容纳社外文字“自由发表”的当口，其实在“真理愈辩而愈明”的言论自由原则背后，在很多情况下更是一种对主撰或《新青年》思想的导读。《新青年》正是在一片哗然、喝彩、叫好、呐喊声中迈向既定目标并成为“金字招牌”的。唯其这一“金字招牌”的脱颖，才有了如火如荼之新文化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
陈独秀所立意策划、经营的同仁杂志是一个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舆论刊物。陈独秀在对“共和”失望的同时转移到杂志的舆论宣传上，底层悲苦人们的革命激情转换为启蒙的热情。陈独秀丰富的办报经验使其对经营舆论情有独钟，这既是他得心应手的“谋生”、自救手段，也是他割舍不掉的济世情怀。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当口，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迫切的心声，这也使得启蒙具有极大的实用主义功利性，知识分子往往从现实需要出发去选择介绍某种理论学说抑或他种主义和思潮。比如提倡文学改良与革新，陈独秀却并非在文学自身上下功夫，强烈的功利目的使他不顾文学发展的内在价值，而是把文学看成一个达成政治需要的手段。从这一动机出发，他完全根据政治需要来“塑造”这一为我所用的工具，其他的一切，俱在其次。
作为舆论的经营者，陈独秀是集文化启蒙与革命家与一身的双重角色扮演者，具有特立独行个性。我们看到，陈独秀在舆论方向的把握上无时无刻不严谨慎重，尽管杂志允许自由讨论，但几乎每篇读者来信以及讨论主编都要独自把关、亲笔回复，而且几乎每一篇之后都有掌控方向的附注或感想。可以说，《新青年》的通信名为“讨论”，实为“总结”、总括和总揽。毕竟，总“舵手”在把握着帆船的方向，这就使得启蒙有一种“被设计感”。舆论不代表思想，但是思想作为一种谱系，需要舆论的沉淀。舆论本应是自由的、不被“控制”的，但却在陈独秀的把控下被搁浅，进而没有营造出形成思想的氛围和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家”辈出，但能够落地的“思想家”却寥若晨星。舆论氛围可以很快烘托起来，但思想的强度却难以瞬间沉淀落定。回到那场启蒙运动，学问这样被“设计”的启蒙一方面使得《新青年》这块阵地在主编的统帅下焕发出夺目的舆论光彩并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成全了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那就是西方可资借鉴的适宜思想资源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并内化，倒是功利、实用、工具主义铺天盖地，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抑或启蒙仍在路上。不过，这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进驻中国并华丽转身留下了生成空间。
文章摘自《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