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摘要：本文从物质文化史视角出发,以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为中心，探讨近代中国博览会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变迁及其广泛社会影响。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博览会会场、展馆与近代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兴起；二是博览会展品征集、分类与陈列所展示的近代中国物品概貌；三是通过博览会上的展品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物品的改良、进化情况。本文认为,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博览会的诸要素：展馆、展品、分类、陈列、研究、评奖和推广,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状态和有用状态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促成了“物”之转化与“物”之升华，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型。
近年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抽象的、文本化的文化史研究转向对物质载体及物质世界的研究，物质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物质文化史所涉及的诸多历史面相，在博览会中都有呈现，都有可能结合博览会的特定时空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即是从“物”（things）或“物质文化”（materialculture）视角出发，结合近代中国博览会会场、展馆与展品，对何以为物、物之分类、物之内涵、物之升华等问题，略作探讨。
一、聚物之所：会场、展馆与新型城市空间
博览会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大型或超大型展览会，具有集中性、集聚性等特征，与近代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兴起密切关联。在物质文化意义上，会场、展馆及周边配套设施，其实是以各种大型建筑形式所体现的特殊的“物质”，是博览会的外在之“形”，聚物之“所”，及纳物之“器”，集建筑空间、展示空间和生活空间三位一体。博览会会场与展馆通常既为近代新生之物，却常常是对旧有城市空间的利用或拓展。1797年的法国工艺展览会和次年的第二届工艺展览会分别在卢浮宫前院和练兵广场举办。近代中国举办的最初几次地方性博览会，因规模较小，大多系利用传统的庙会、花会等场所来举办，以符合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祭祀、贸易和娱乐习惯。中国最早的商品博览会是1906年3月10日成都举办的“商业劝工会”，便是从一年一度的青羊宫“花会”（四川民间传统庙会之一种）演变而来。1909年武汉举办有“我华万国博览会之起点”之称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在选址时考虑到办会成本，只好借用先前所修建的武昌平湖门乙、丙两栈（实为西式大型商铺建筑），稍加改造而成。
早期规模不大的“劝工会”“劝业会”，尚可“借地办展”，但是一旦举办全国性质的博览会，则因兹事体大，用地面积广，便不得不通过重新选址来整体规划、设计展会会场了。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实为首次全国性博览会，该会发起人陈琪建议另辟开阔新地，完全重新规划设计会场，朝廷最后批准。建成后的会场呈椭圆型，宽约二里，长约九里，周围建轻便铁路相连，所占面积实达千余亩。在会场规划和建筑物分布上，南洋劝业会参考了1903年日本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的布局，以中轴线为主线来安排建筑物，两边分布场馆。南洋劝业会展馆建筑群，除由劝业会事务所建造的13个主馆而外，另有各省自行建造的14个省馆，以及广东教育馆等6个专门馆。在特色展馆中，南洋劝业会强调了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缎业、磁（瓷）业、玻璃业以及较重视的卫生、武备、地方、华侨、制造等方面。1929年中国首个以“博览会”之名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西湖博览会，选址在风光绮丽的西子湖畔，主会场范围遍及里西湖四周，“周围八华里弱，面积五华方里强”，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将西湖名胜古刹与展馆巧妙地融为一体。西湖博览会会场建筑大多借用景区旧有建筑，仅门面重新设计装饰，完全新建的并不多。主要建筑群大体可分为三类：公务类、公共建筑类和陈列馆所类。公务类建筑系基本借用原有房屋，公共建筑则大多为新建，陈列馆包括八馆二所，涉及革命纪念、博物、艺术、教育、农业、卫生、丝绸、工业等方面。中国博览会的会场规划和展馆建造具有如下意义：第一，意味着以博览会形式体现的近代超大型城市公共空间的产生；第二，在建筑形式上，博览会会场和展馆具有“似曾相识”“中西合璧”的特点，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渡；第三，作为新型城市空间，博览会会场带动了周边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扩大了近代城市公共空间范围，起到了“建造市面”的作用。
二、物以类聚：展品征集、分类与陈列
展品始终是博览会聚焦的中心，是展会的灵魂。搜集到大量好的展品供展出，首先是要制订科学、完备的展品征集目录，正确分类，按图索骥。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展品分类，因展出的主要是中国物品，多少继承了古代中国物品分类传统。古代中国有“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的产品与工艺综合分类思想，成都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展品就被粗略分成两大类：“首天产，次制造”。武汉劝业奖进会明确规定将展品划分为天产品、工艺品、美术品、教育品、古物品五大部类进行征集。而全国性博览会则更多参照了西方和日本博览会的分类方法。南洋劝业会将全部展品共分为24部、90门、444类，这与日本1903年大阪博览会和美国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品大类划分十分接近，不同之处在于该会针对中国情况所制订出丝业、茶业等项目分类。西湖博览会的出品征集范围以国货为限，分十二大类，其后又制定了外国参考品的征集范围，分为两大类：机器类与原料类。两次全国博览会展品中，前者往往重在展示中国的“变化”和“新奇”，后者则往往重在展示中国的“古老”“独特”与“国粹”。
南洋劝业会的展品征集主要依托两江地区的物产会、诸埠的出品协会、官绅组织的协赞会、商品陈列所、商会等官民合办的庞大组织系统来进行，涉及的社会面十分广泛。西湖博览会展品征集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浙江省府向各单位“函电征求”；二是各地筹备分会征求；三是派员赴各地征求；四是由各陈列馆所视所需情况自行征集。最终西湖博览会总共征集到了147604件出品，为历届国内博览会之最。南洋劝业会展馆既有按展品类别划分的专业性展馆，又有按省属划分的地方性展馆，还有专门展出外国出品的参考馆，其中各省馆陈列也各不相同。西湖博览会则将全部出品按照性质的不同，分别陈列于八馆、二所及三处之中。博览会上，从自然“物品”到“展品”的演化，体现了科学分类知识，同时分门别类的展品陈列，使人们对中国物产情况有一个整体认识。博览会上的展品分类已隐含有新旧之分，其不仅仅限于物质实体的新与旧，它所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代和空间对物质世界认知方式和知识体系的不同。博览会中展品的分省搜集与展出，凸显了各省的省际地域差异，促进了各省之间的竞争意识，也为如何建设一个物质上更加“统一”的中国指明目标。
三、格物致知： 展品研究与物品的改良、进化
在博览事业中，展陈、观摩、研究、审查和评奖，构成一个完整博览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要素。两次全国展览会中国展品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天产品”远多于“人造物”，陈列“大抵以天产品胜”。两次全国展览会都对改良我国传统优势物品及其工艺提出了许多切实建议，并设有外国参考馆以观摩、借鉴西方的工艺与技术。尽管和西方机器工艺差距很大，但两会展品表明中国稚嫩的现代工业已开始逐步从仿造走上自造之路。博览会还推动了国货概念形成和实业教育开展，其展品内涵具有科普教育作用，博览会使人从获得物质层面的知识上升为科学层面的知识，达致更高层次的“格物致知”。
综上，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博览会的诸要素：展馆、展品、分类、陈列、研究、评奖和推广，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状态与有用状态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促成了“物”之转化与“物”之升华，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型。“格物致知”的过程，既是新知的逐渐累积，也是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从近代博览会上展品及展陈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与西方传入的近代知识体系相接触、融合与转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地方知识”如何融入“全国知识”甚至“世界知识”；近代中国科学知识和认知体系的基本框架到底如何整合并最终形成。道寓于器，从博览会上的器物演化史，大致可观察到近代中国制度演化和思想变迁的蛛丝马迹，素来重视经济发展的各式博览会也概莫能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从博览会这一崭新的视角，“问道于器”，更加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和知识转型的具体形式、路径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