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19世纪中叶,西方基督教医学传教士用柳叶刀所象征的手术技艺打开了西医进入中国的大门，展示了以外科方式治愈某些身体病痛的新途径。麻醉术、无菌术等与外科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艺传入中国并不断更新，更奠定了西医以外科见长的医学论述基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西医论争中，西医手术成为判定中西医优劣、内外科强弱的焦点之一。西医外科超越器物层面，兼容医学各科之发展，其学科界定直指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医理。中医在反击西医外科优越论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重构的过程。从采生折割的恐怖想象，到西医手术的逐渐采纳，在以医院为代表的新式治疗场域内，恐慌与疼痛的体验并存，充满着医患之间的复杂博弈。西医手术既以刀割技艺疗治国人身体,也逐步形塑了新的医疗理念与身体观念。
绪论： 重返手术现场
就西方医学史而言，19世纪无疑是外科革命的世纪。1867年，李斯特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此论见，由此开启无菌外科时代。麻醉剂在19世纪中叶被广泛使用，乙醚、一氧化二氮（笑气）、三氯甲烷（氯仿或哥罗芳）等麻醉剂在美国被数名外科医生先后使用，很快即传遍整个欧洲。若干世纪以来，以内科为主导的医学界始终对外科持鄙夷态度，启蒙运动强调实践而非书本学习，促生了将外科视为科学的观点，这大大推动了外科的进步，提高了其在医学专科中的地位，“科学外科”也符合启蒙时代士绅阶级追求的目标。至20世纪上半叶，西医外科日益细分化、专业化与普遍化，外科手术风险与死亡率逐渐降低，大型侵入性手术不断增多。
19世纪中叶，西方教会医学用手术技艺打开了西医进入中国的大门，一些医学传教士通过手术刀开辟了西医扎根中国的路径，并奠定了西医以外科见长的医学论述基调。20世纪以后，随着西医手术的逐渐普及，名人手术个案引发的中西医之争，使得西医手术的话题更大范围地闯入公众视野。
既存研究较少涉及社会对外科器物与技术的一般认知、医界对西医外科的学理论述以及普通病人的手术体验等认知史与观念史的议题。本文拟从手术器具入手，探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百年时间，以器具切割身体为表征的西医手术技艺在中国传播的概况，及其所带来的医学观念与医疗行为的变革。“重返手术现场”，意在重现病人视角中的外科史，在追溯外科医生及其精妙手术发展历程的同时，考察社会、医界与病人个体相互交织的手术认知史与观念史。
一、从“刀圭”到“割治”： 近代手术技艺的语汇与意象
外科手术器具种类繁多，部分可追溯至史前时期。而现代西医外科崛起之初，常以各种刀具（surgical knives）为根本象征。最为有名的当属柳叶刀（lancet），这种双刃小刀多用于切开静脉血管的放血术，因此在早期的英华字典里多被译为“外科放血刀”；到了19世纪后期，放血术最终被科学外科抛弃，lancet也在外科操作中渐趋消失。相较而言，被译为“小割刀”或“解剖刀”的单刃小刀scalpel，更能够代表现代外科刀具的基本形制，其功能主要在于剖割腹部。“刀”成为西医手术技艺的典型意象后，中国人从传统中挪用“刀圭”一词以描述这一技艺。刀圭，亦作“刀刲”，量器之名，多用于度量药物，意即药匙，常见于汉晋医方，后被指代丹药本身。19世纪晚期，刀圭仍在很大范围内指代药物，至20世纪初其意义逐渐演变为指称医家，有时也专指以刀割为特征的西医手术。“刀”作为手术技艺的意象，在“奏刀”“开刀”“割”“剖”等语汇中亦得以显现。自20世纪初以后，由日文借用而来的“手术”一词，逐渐成为指代surgical operation的专有名词，而“开刀”“割治”等词亦被沿用。相应地，各类大小型医院中一般皆设有外科手术使用的割症室、开刀间或手术室。与此同时，外科手术的种类由体表扩展至体内，腹腔、胸腔手术逐渐增多。锋利、不痛，是制造手术刀或实施手术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一些外科医生会根据临床需要设计、发明手术器具，手术刀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亦为外科手术技艺的提升创造器物基础。随着外科学及其相关技艺不断改进，手术刀已经长驱直入到心、肺、脑等以前无法触碰的禁区。某些之前不可想象的手术观念与实践亦在中国受到追捧。
二、手术实践与知识译介: 19 世纪下半叶教会医学中的西医外科
近代来华医学传教士作为普通外科医生，处理尚未细分化的多种外科工作，有时为了顾及国人心态还必须公开手术或术后归还患病器官。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译介出版西医书籍，一方面作为教会医院培养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亦企望西医知识在中国尽快传播。1857年，合信与管嗣复共同编译了《西医略论》，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医外科的专书。嘉约翰于1881年出版的七卷本《割症全书》，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系统的外科手术学专书。成立于1886年的博医会自20世纪初开始了制度化与组织化的翻译活动，医学名词统一的努力也为医学教科书规范化提供了可能性。西医外科学书籍的译介呈现出外科知识更新的演进轨迹。19世纪下半叶的西医外科仍处于传统外科向现代外科转型的时期，外科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皆带有传统色彩。20世纪后传统的血液炎症理论和放血术操作被摒弃，以细菌学阐释发炎理论为起点，手术操作各环节皆采取消毒手段而愈发规范化。伴随着手术实践与知识译介的进展，社会对西医手术呈现某种程度的赞许与接纳。新世纪的西医外科学逐渐构建起自身的学科话语体系，不再局限于“手的技艺”这一学科定位，而是极力呈现自身“贯通医学各部”的科学医学属性。在此背景下，西医外科在医界的主导优势愈发凸显，有关中西、内外孰优孰劣的争论，成为不断升级的中西医论争之重要议题。
三、中西之争与内外之长：20 世纪上半叶医界视野中的西医外科
虽然西医外科传入中国之初就带着以割治神术傲视中医外科的优越感，但是由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之原理基础根本不同，中国人只是认同“英国外科医生手里的手术刀”而已，并不是整个西医体系。20世纪以后，教会医学推动外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融合了解剖学、细菌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科学外科，而且外科经过19世纪的革命已然将内科知识内化其中，成为综合运用医学知识体系的科学医学分支。但西医手术绝非万能，割治对身体的危害性始终存在，而中医讲求内外兼治，危险程度则较低。中医所谓内科讲的是阴阳五行、寸口脉法，这与西医兼容内外科所秉持的实验医学理据有根本的不同。西医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中医以无形应有形，双方论辩的结果，使得中西医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已化约为内外科之长的比较。从医学史书写角度来看，西医外科崛起过程中蕴含着排斥他者的典型书写模式，被排斥的对象既有传统中医，也有西医内科。但西医手术的不确定性，使得西医外科在科学性上的政治正确无法时刻主导病人的治疗选择，病人对手术个案的体验反映出近代社会医疗行为与观念的嬗变。
四、恐慌、疼痛与纠纷：手术病人的体验与认知
关于手术的描述常见于当时的报刊上。无论病人对西医手术技艺表达信服或是贬损，大多呈现自我诊断、多方求治的诊疗行为。面对病痛，病人首先会对疾病做出自我判断，进而尝试服药自治或请医生到家中诊治，入院手术则是病情加剧后的最后选择。即使西医手术在外科急救上的优势已成为普遍共识，也不乏因极度恐惧而不肯开刀的例子。割或不割是病人的权利，一旦病人选择手术，医患双方皆须承担风险。施行手术的必要前提是征得病人或其家属同意，手术志愿书的订立为手术行为的实施确立了法律上的底线。但医生的责任并非以医患双方皆同意手术为终点，当医生用刀具切割身体却终致病人不救时，部分病人家属也会以此作为诉讼的理由。医生诊断不明或手术不精以及病人或病家自身的医学常识与认知与医生的诊断或手术之间存在偏差或分歧，这也都酿成医患矛盾甚或闹剧。大众媒体有关手术纠纷的报道，也通常以戏剧性的论调渲染医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疼痛与恐慌之外，接受手术的身体不再是浑然一体的生命体系，而成为可被透视、切割而后被治愈的局部组织或器官之集合。因此，病块不仅是医生确实施行了手术的实物证据，更是病人不愿交由他人处置的私密存在，任何不当的处置都可能对现存的身体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甚或危害。
结 语
19世纪中叶，伴随坚船利炮一起打开中国大门的还有医学传教士手中的柳叶刀，后者开启了西医外科以神奇技艺治愈国人病痛的进程。以刀为代表的手术器具，不仅彰显了西医外科的奇效，更象征着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科学医学的进步。百年时间里，以器具切割身体为特征的西医手术技艺形塑了新的身体观与医疗行为，然而这种新的身体观与医疗行为至今仍未与过去彻底断裂。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