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育民，余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中外条约关系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平等条约是这一关系的主体。清政府对其不平等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势”至“理”，即从“被其迫胁”到“向不公平”和“夺我自主之权”的逐步体察过程。早期维新派对其不平等性质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戊戌维新派的认识更加深切，立宪派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最先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这一首创具有重要意义。革命派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运用国际法理论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列强通过条约“制限”中国主权的“不平等之事实”，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基本问题的现象和本质，达到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一认识轨迹，呈现了应对列强侵华的相应观念产生发展的思想路径，其中包括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过程。
中外条约关系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基本问题，与国家之间的正常条约关系不同，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是在强权政治胁迫之下建立的，其中心内核在于不平等性质，这是其独特之处。本文拟对“不平等条约”概念作一专题探讨，了解晚清时期对近代中外关系这一特殊之处的认识，以对学界研究有所补充。
一、从“被其迫胁”到“夺我自主之权”的认识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感受到条约所具有的“势”的压迫。对于条约中给予列强各种权益的内容，清政府的官员们尚未从是否平等的角度思考，而是抱着“怀柔远人”的传统心理，或将其视为“投以肉食”的羁縻“制夷之道”，并认为“并无伤于国体”。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有更进一步的体验，开始注意从各个角度解析条约。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从“理”的角度来剖析条约本身，而这种“势”也被视为不平等之“理”的一部分。从最惠国条款、关税到治外法权，清政府官员对这些条约弊端做出细致的分析。“均沾”二字，“利在洋人，害在中土”。中外条约中“失策最甚者，莫如治外法权、制税无权二端”，“词虽甚公而法甚不公”。
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清末时期，清政府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陆征祥与荷兰交涉爪哇设领，指出其条约草案中的不平等性质，谓其：“附则一条不无可疑”，其规定实际上是侵权。张之洞就《马关条约》致电总理衙门，谓和约中割地、赔款、通商等不平等规定，或“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张之洞后来也指出《辛丑条约》的危害，认为撤毁大沽及直隶沿海炮台、禁军火进京、京沽沿途和使馆驻兵等条款“最狠”，中国将“有自主之名，而无自主之实”。此后，中国京师被外国军队挟制，“无从自防”。尤其是禁军火材料及京津驻兵两条，若朝廷被人控制，以后“条款日增，主权全失”，而军火器材断绝，“则天下束手待毙”。列强派员监理中国财政一条，最有害，“恐借此渐夺我自主之权”。此时，清政府朝野虽未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但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这一实质，他们还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有悖国际法，损害中国主权的实质。不过，清政府的认识还存在局限，不仅缺乏整体观念，且未将其与国家主权完全联系起来。
二、从“受害甚深”到“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提出
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先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早期维新派看到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从各个角度予以揭露，尤从经济利益方面予以剖析。郑观应看到了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性质，他指出中外条约以商务者为多，特别是片面协定关税，税率低，烟、酒等甚至免税，而“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陈炽认为“中国甫议通商，情形隔膜，误将税则载入约章，由是私化为公，能自主者不能自主”，中国“受亏也深”，而洋人“攘利也亦至巨”。戊戌时期维新派和随后的立宪派更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认识。康有为指出，“埔头泊船，实握利权，亦洋人租界踞之。以我中国土地人民货物而皆为洋人垄断，则我安得不穷”。他们亦从具体条约的危害中看到其不平等性质。关于《马关条约》，康有为指出，自该约只为西方“文明之国”，不为东方“野蛮”之国。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利权、兵权、制造之权，以及用人行政之权，“一网而俱尽”，无异于“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
经过庚子辛丑，西方列强用暴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中外条约关系，其不平等性质更为彰明较著。随后的立宪派或倾向立宪的人士，对中外条约的实质有了更确切的认识，最先明确提出了“不平等条约”概念。1906年1月25日《新民丛报》载文称：“领事裁判权者，实不平等条约之结果也”。1906年8月，梁启超指出：“我国与诸国所结条约，皆不平等条约也，与日本改正修条前之情形正同。”严复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称为不平等的“城下之盟”。随后，《外交报》等报刊载文对不平等条约内涵作了阐析，指出，片务条约产生于不平等之关系，“此方负义务，彼方享权利，即不平等之条约”。他们又从列强依仗条约的不平等优势，攫取和垄断中国的种种权益等危害这一角度，对其性质作了剖析。杨度担心，中国国势日危，主权日损，铁路矿山日失，外债赔款日增，以致外人“代握我兵权”，“代理我财政”，“代我司裁判”，甚至“代我立内阁”，“变我而共同保护之国”。立宪派也对具体的条约作了剖析。同时，立宪派还对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形成及其利权丧失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另外清政府不懂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缺乏外交之人，策略失当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制限”中国主权“不平等之事实”的法理剖析
几乎与立宪派同时，革命派也提出了“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1906年7月，《民报》第6号发表汪精卫所撰《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指出：清政府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而“宜筹撤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其中明确所言“不平等之条约”，这是革命派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据胡汉民回忆，其时保皇立宪派人常挟“列强瓜分中国之声”，于是中山先生“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翌年，孙中山在演说中也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谓：“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得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场，利用贱价的工值与原料，以牟取厚利”。对晚清时期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革命派进而作了国际法的理论分析。胡汉民指出：当今外交，“莫不主张自国之权利”，而在实际中却是“强大临于弱小”。各国势力和地位既不相等，所订条约则“难望以平等”，作为弱国的中国，正遭遇了这一命运。他认为国际法上之国家独立权，则无疑“有排斥外人之权利”，而主张自国权利之观念，“实为国家维持国际法上独立权之要素”。各国惟各有主权才能独立，各国皆能独立，“故能为平等”。
革命党人对中外条约损害中国主权，从而具有不平等内涵的事实作了分析。孙中山列举了鸦片战争后种种侵损中国主权的条约特权，关于领土主权，指出：“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关于独立权，孙中山指出，中国“受兵力胁迫而偿外人之款”；关税也“不能自主，总税务司且要归英人充任”。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场，“以牟取厚利”；列强通过条约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等特权，“既可以限制我国的司法，又可以管理我国的交通”。关于平等权，胡汉民指出：弱国与强国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虽在法律上“可以主张有国际平等权”，也不能“遽视为半主权国一部主权国”。关于管辖权和自卫权，胡汉民将管辖权放在独立权之中，认为一国“若何行使，若何变更，皆其自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自卫权为基本权”，而“自存权即寓于其中”。主张自卫权利，“以应于生存之必要，对于他国为正当之抵制，不惟不戾于国际法，且为国际法所承认”。同时，革命派揭穿了某些西方国际法理论有意混淆视听的谬言。
四、结 语
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以及国际法和国家主权观念的传入，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其他政治派别，皆从切身感受中体察到其不平等性质。尤其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的概念，其中后者更运用国际法理论作了深入分析。在各种因素推动下，他们的认识从直观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仅这一概念因此油然而生，而且作了与实际相结合的法理剖析。这一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认识轨迹，折射了晚清时期列强侵华逐渐强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相应观念和主张产生发展的思想路径，其中包括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过程。
文章摘自《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