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春风，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194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在起步阶段奉行“反抗有理”的革命史观，多由官方机构组织研究工作，在资料编纂、通史编写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宣传工作与学术研究长期纠缠不清的弊端。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史著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学理性尚不强，但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以现代化史观探究政党与民众运动的关系，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客观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界对此前脸谱化、模式化民众运动史研究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新史料的大量涌现。回归探究运动机制的范式，对民众运动的研究要突破政治史的藩篱，要将民众运动史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其机制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为新式民众运动的蓬勃兴起，民众运动史研究则几乎伴随着运动的发生而同步展开。如今100年过去了，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由于百年来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幻，民众运动史研究在学术路径上也发生过明显的转向。
一、民众运动史研究的起步：“反抗有理”
中国近代民众运动是在大革命时期苏俄与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国共合作的时代背景与氛围下兴起的。“唤起民众”“扶助农工”是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所揭橥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民众运动站到了反抗压迫的道义制高点上。早期的研究如一青的《群众运动》、袁平凡的《中国民众运动之史的发展》、杨家铭的《中国学生运动概况》、查良鉴的《中国学生运动小史》、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向警予的《中国最近的妇女运动》、杨之华的《妇女运动概论》都从不同方面概述了民众运动。这些著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学理性尚不强，但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界一边编辑了大批民众运动史料集，一边编著了多达数百部各种体裁的史书。“文革”时期，民众运动史除像其他历史研究受到较大冲击、转入较为沉寂的阶段外，其他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民众运动史的研究都较为活跃。综观1949年以来的民众运动史研究，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革命史观在民众运动史研究中均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均将民众运动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大体上是在揭露和批判旧社会对民众的压迫，歌颂民众的反抗精神，肯定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此外，民众运动史研究长期以来担负宣传的义务，存在着研究与宣传纠缠不清的现象。第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人、青年、妇女所属的领导机构分别主导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史研究。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史研究，我们可名之为“事件史”研究，即把民众运动作为一个个“事件”，而且是嵌在一个个不可复制的、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事件。
二、民众运动史研究的聚焦：探究政党与民众运动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工会、妇联、共青团下属的民众运动史研究机构相继撤并，逐渐退出研究领域，高等院校、社科系统、党校系统的民运史研究学者逐渐接手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这时学界继续坚持革命史观为指导，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集中点即政党与民众运动的关系得到了学界的空前重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众运动的基本态度是鼓励、动员民众参加运动。王奇生致力于阐释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与参与机制，提出群众运动的兴衰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任伟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陈独秀时代抓群众运动而不抓“枪杆子”是错误的，但如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却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的意义。黄金凤则探讨了中共早期的动员策略，因对工农动员极为困难，中共选择从易于发动的学生运动入手，通过发动学生，促其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工农建立组织，从而达到动员工农的目的。国民党在国民大革命时期积极支持民众运动，南京政府成立后转向对民众运动压制与消解。笔者指出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采取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拥护，以搪塞舆论；实际上通过严密掌控民众团体、转换民众运动的内容来对之进行压制和消解。王晴佳在抗战后期政治与学术互动的背景下考察战后初期学潮，提出国民党在校园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左双文的研究表明，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在中共的发动和支持之下，一起涉外刑事事件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反美、反政府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则是一种国共之间的政治角力，一场重要的民心争夺战。杨奎松对战后初期昆明学潮的研究发现，蒋介石对学潮一向态度僵化，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惟恐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于是，战后惨案频发，这些血案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桑兵认为大学校内派系分歧无疑会削弱校方在学生中的积极影响力。
这些研究聚焦现象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第一，客观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社会活力空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社会广泛的共识，反映到历史研究领域，现代化史观后来居上，为众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接受。第二，学界对此前脸谱化、模式化民众运动史研究模式的反思与突破。第三，新史料的大量涌现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蒋介石“大溪档案”、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的出版使得利用这些史料研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成为现实。
三、民众运动史研究深化的可能：回归探究运动机制本身
在20世纪的上半叶，虽然整个民众运动变为“运动民众”的趋势极为突出，但是民众运动的兴起、发展、流变和落幕有其规律，工、农、商、青、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有其根源，民众运动的地域发展存在不平衡有其特点。王奇生认为中国主流史学对中共与民众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阐释党的群众路线和描述群众运动的过程，而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却少有探讨。李金铮提醒，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在动员农民中所发挥作用等问题仍需做大量实证研究。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在其中她认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该书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既从外部视角分析了政党势力、文化要素对罢工的影响，也从内部视角剖析了不同行业、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男工与女工在集体行动中的策略与态度差异。霍新宾考察了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的变动，他强调，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工人阶级并未完全脱离资方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阶级”，有必要对那种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工人阶级完成由“自在”向“自为”转化的传统观点予以重新审视。严海建的《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中的学生群体——以五四运动为论述中心》对于五四后社会政治运动中学生群体的考察，突出了学生群体在民众运动中的特殊角色及其局限。杨天宏对北洋时期学生运动的研究表明，中国校园孕育出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冯筱才发现，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
毋庸讳言，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民众运动史研究中视角、立场与政治的纠葛更多一些。革命史观更多地强调“反抗”，现代化史观更多的是强调“稳定”，但这与其说是立场不同，还不如说是视角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赞美“反抗有理”的精神主旨仍暴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转变为强调稳定优先。赞美“反抗有理”还是强调稳定优先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首先，这代表了两种对社会的不同判断，即社会矛盾是否可以调和。其次，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强调社会稳定是将发展作为最高优先级，只有在发展的前提下，稳定才是具有正当性的。而“反抗有理”则将公平作为最高优先级，认为如果没有公平的发展，则会产生一种更深的压迫，发展也无从谈起，或者说只是某些人以牺牲另一些人为代价的发展。第三，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反抗有理”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观，它的时间观是指向未来的，当下并不是令人满意的，所以是可以打破的；而强调稳定则是现代化史观的出发点，看重的是现在，当下的秩序不应被打破。
要解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内在紧张，以回归探究运动机制的范式来指导民众运动史书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因为两种史观都将民众置于被动的地位，民众的主体地位无形中被消解了。因此，要突破传统政治史的藩篱，结合文化史、社会史的视角，借鉴社会学、政治学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浸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显现出来，将民众运动史研究的重心转向研究其机制，把民众运动的过程还原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其中的机理，这样更能接近民众运动史的本来面目。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6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