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研究之“创新”与一般意义的“新旧转换”是有大区别的，不少研究之“新”其实是昨日样式的今日呈现。就五四运动研究而言，其“创新”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目前我们不太会去做但心向往之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因与目前学术生态的距离而产生了别样的吸引力。另一种则是因为革命史与政治史近年来的复归，遂使得以往经典论域中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题目又获得了新的研究纵深。这两种可能性均带有一定的vintage意义，即“以复古为解放”，既释放了经典写作方式和经典研究论域的厚重积淀，同时又是“旧锦新样”。而由后一种可能性所激发的则是“地方”的五四运动研究。
“地方”的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某某地方的根本性差异不在实体性区域的由大及小，由沿海及内地和由中心及边缘。其表面上的着眼点一般多在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域社会，但亦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或杭州等省会城市，叶文心关于杭州的五四运动的经典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其研究出发，所谓“地方”表面上是指“实体性”区域，而其实质代表着一种研究视野、一种分析方式。这种研究视野和分析方式强调的是：第一，各种类型的实体性区域，其五四运动发生、拓展和延续的机制都可能“自有其理”，就连北京和上海都大有不同。第二，来自中心的各种影响诚然可以笼罩地方，但笼罩可以有各种方式，可以强度有别，路径多样。第三，地方人物自有其主体性，中心对于地方的笼罩一方面或许在消解地方人物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经常可以激发或创造地方人物的主体性。特别是我们要关注那些由中心建构的“地方性”是如何让“地方”重新被发现，进而成为似乎是真实的“地方性”的。第四，中心亦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亚于地方。而且这些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产生与地方有密切关系。因此若能从地方返观中心，则所谓五四运动中心的样态也能在“地方”的五四运动这一研究视角下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地方视野”的引入并不是为了研究“地方史”，而恰恰是要超越“地方史”，来推进整个五四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这就要谈到目前“五四”研究我们面对着三重任务，一个任务落在五四运动本身，一个任务则要我们能以“前顺”或“前溯”的眼光看“五四”，最后一个任务是我们又经常要从“结果”“影响”的角度看“五四”。这三重任务背后隐伏的是：把革命看成现代化的一部分，把启蒙和救亡不再看成二元对立，把五四运动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等统合起来考察，而统合的关键就在“剧本”和“舞台”这两个关键词。
从“剧本”这个关键词来说，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已敏锐发现五四运动中学生的“剧本”问题。绝大多数行动者无论其自觉或不自觉，均有其行动的剧本。对有些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剧本是在清末、辛亥、五七、五九等时间点上已经写就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五四”那几年正是在创作剧本和彩排剧本。在日后年复一年干革命的过程里，这些不同但交叠的剧本对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剧本各自带来了什么？都是值得细细探究的问题。这种细究具体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关乎“完整人生”。从辛亥革命至今，对于每个具体人物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在他们的人生里有五四运动，但又不止有五四运动。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但同时也是辛亥党人，反袁义士，中共早期党员，国民党右派、左派、改组派，中国青年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等。在长程革命中，这些名号虽然是历史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却有真实而冰冷的影响。这些标签让他们的人生如何嬗变？他们的人生故事又让我们如何去触摸标签下的历史温度？这些都是可做且应该去做的题目。一个兼有辛亥与五四人生的人物，与只有五四人生的人物可能就大不相同。
另一个方面则关乎“资源的显现”。五四运动的多张面孔目前多理解为一个记忆史建构与不同诠释争夺的问题。目前仅就五四运动本身而言仍留有大量的“史实重建”的空间，特别是各地方五四运动的具体进程。“史实重建”除了“时空实际”的重建外，更涉及“虚实交融”的部分，如军阀、学阀、学生领袖等对于每一个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的态度和认同等。他们认为上海属于“谁”？武汉应该由谁来“控制”？广州应该是什么样？以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虚”与“实”都以各种错综的形态围绕在五四运动参与者的周边，成为他们“实际人生”中的资源。这种种“实际人生资源”与已经有深入研究，但仍嫌不足的“思想资源”交融、冲突、化合、变异，进而构成了各地方和各种地方人物的“主体性”。
就“舞台”这个关键词来说，它是一个规定形制，确立规矩，却易被忽略的基本要素。“舞台”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新文化是否能够让人们“到手”这一问题上，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到手”的途径实取决于当地“舞台”所开辟的通道。由此理解《新青年》就绝不仅是个思想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它关乎交通、商贸、学风、人际网络、家庭环境乃至政治格局。其次，“舞台”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是新旧“竞逐”的场域。“竞逐”过程的区别和“竞逐”结果的成败都和舞台怎样密切相关。最后，舞台的重要表现在其丰富性与多样性是能够“影响中心”的。五四虽然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大事件，但它并未能改变中国之大，也未能改变中国人口之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思想有“中心”、文化有“中心”、政治有“中心”，这个“中心”面对的仍是其目力无法遍及的众多地方舞台，施加具体影响则更为困难。
所谓“中心拓展于地方”经常只是敷衍之事、胡乱之事和一时之事，而地方影响中心却可能是经常发生之事。这些影响大致表现在：一是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巨型知识分子常要依靠地方读书人的讲述、书信与文章来了解地方情形，进而依据一鳞半爪的地方情形来理解乃至判断全国形势。二是当时报刊虽有“等级制”，但其资讯却不是单向流动，而是一种双向流动，即一方面是地方报刊在吸收、改写和传播高层级书报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发表在著名报刊上的“名文”也需要以各种地方报纸和大城市小报为养料和元素。
无论是谈“剧本”还是说“舞台”，都意在强调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或已不在当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而是当时的人们的限制是什么。当下研究者必须对一个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即“五四”这个复合性、多层次的巨大政治、社会运动展开时，无论是消息的获取、书刊的传播，还是行动的附和、宣传的呼应，很多时候人们是在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和不情愿的状态下进入的。在把“限制”，而非“得到”作为第一要义的眼光下，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考量下的五四运动研究对我们提出无数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挑战性也正是一种研究具有大魅力的第一要义。
文章摘自《读书》，2020年第11期，原文约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