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20世纪20年代以降，《浮生六记》大多被当作文学文本，赋予了诸如“反礼教”这样的新文化意义，而在社会史学者眼里，它毋宁是一份清乾隆盛世关于江南社会的日常叙事。作为知书识“礼”的江南主妇，陈芸模范践行了传统社会为女人立下的种种诫规；沈复无意中呈现了一个魅影随形的日常世界。在《浮生六记》文本中追踪新文化端绪，可以发现，无论是夫妻恋情、女人冶游，还是日常生计，只在一定程度上隐现了江南社会的近代性变异，其间所隐藏的某种近代性基因，一时还无法彰显。18世纪（乾隆盛世）关于近代性的时代主题，在江南风土世界里可以获得独特理解。
一、家庭关系的诫规
众所周知，《浮生六记》是叙述夫妻生活的，林语堂正是从中发现了陈芸“贤达的美德”。其实，这样的“美德”并不为她所独占，在当时江南的衣冠之家，为妻者都被要求应该有这样的日常德行，只是陈芸的德行体现得“特别齐全”，或者说更具典型性。清代《女诫》已经成为社会经典，是所有上层家庭女性的必读书目。陈芸的身体力行为《女诫》提供了生动的生活注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妇行。妇行凡四，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陈芸都能很好的贯彻。其次，对丈夫的敬顺：嘉庆七年（1802）底，丈夫忽遭裁员，陈芸百般筹划生计。最后，对舅姑的曲从。陈芸“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她总是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
数千年来，无数的陈芸被人们所推崇，不过在乾隆盛世苏州的陈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作为沈复舅氏之女，陈芸当出身于士人之家。父亲心余先生在女儿学语时，口授白居易《琵琶行》，她“即能成诵”，数年后便渐通诗词，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需要特别在意的是，生活于康乾盛世的陈芸，并不因为她的才学，在社会上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发展机会。与同时代的欧美女子相比，她们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
二、日常世界的魅影
在《浮生六记》的字里行间，隐约着重重魅影，并随形于时人的日常生活。最真切者乃鬼影。1780年夏夜，在苏州沧浪亭，新婚的沈复夫妇就遇上了鬼，受到惊吓的夫妇俩，困顿两旬，以此为“白头不终之兆”。陈芸病重之际称：连日来，“闭目即飘然上下，如行云雾中”，她梦见已经离世多年的父母放舟来接她，便问丈夫：“殆魂离而躯壳存乎？”1803年三月三十日，陈芸去世。俗传，人死后数日，会最后一次魂巡故居，曰“回煞”。是日，其居处铺设一如生前，放生前旧衣于床上，置旧鞋于床下，以待归魂瞻顾。轸念爱妻的沈复希望借机相逢。陈芸曾“期以来世”成为男人，能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此生尽享爱情甜蜜的沈复夫妇便产生了将这份甜蜜绵延至来世的想法。陈芸曰：“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藉神力，盍绘一像祀之？”时有湖州人戚遵，善写人物，请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悬之内室，每逢朔望，夫妇必焚香拜祷。这种情形，不能仅仅看作一种愿望的表达，根据他们的世界观，来世确实是存在的。直到弥留之际，陈芸仍断续叠言“来世”二字。
与鬼魂一样，“来世”也是萦绕于沈复夫妇心头的魅影。魅影随形的沈复夫妇，自然地形成了宿命观。沈复13岁随母归宁，初识陈芸之时，就“恐其福泽不深”。发现陈芸两齿微露，沈复觉得“似非佳相”；随意为陈芸的诗稿题签“锦囊佳句”，沈复便联想起27岁英年早逝的唐代诗人李贺即负锦囊，以为“夭寿之机此已伏矣”。陈芸亦自认为天生“命薄”。自沧浪亭遇“鬼”受惊，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她却在“偶能起床”时，接下一单绣制《心经》的活计，日夜赶工，以致腰酸头晕。言及病因，她说，“绣经可以消灾降福”，当然不会致病，病根在于“命薄”，因为命薄，“佛亦不能发慈悲”！1800年冬，陈芸拖着病体，准备至无锡东高山亲戚家躲债，沈复担心妻子经不住晓寒而加重病势，她却反过来劝他：“死生有命，无多虑也。”后病情果然加剧，沈复欲延医诊治，陈芸坚持认为，天生薄命，不必强求，否则，“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
三、地域社会的变异
社会性质的指示器不仅显示于日常世界的结构，更呈现在不断变动的生活格局中。处于乾隆盛世，沈复面对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冲突，并非一味浇灭人欲而顺从天理，而是听凭性灵的召唤，恣言“闺房燕昵之情意”，有意松绑个性，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合时宜的鸿案相庄的夫妻形象，但这一切，哪怕是轻微的肌肤相触，如握手、比肩、并坐等，他们总“恐旁人见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如此小心翼翼，表明他们不想也不敢以另类的形象刺激时人，特别是对家庭和社会中的长者。所以在《浮生六记》中，几乎没有沈复父母干预小夫妻俩感情的情形，倒是发现，沈母同意了儿子自主选择的媳妇，也乐见儿子、儿媳逍遥于沧浪之水。
那么，时人又是如何看待陈芸的出游呢？康乾时代曾任江苏巡抚的陈宏谋（1696—1771）和裕谦（1793—1841）的看法前后大体一致，认为妇女自应“礼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拥面”，而苏州妇女“习于游荡”“出行无忌”，“深为风俗之玷”。陈芸清楚：“非男子，不能往”赴庙会； 倘任性出游，“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所以只能趁婆婆走亲戚时，“悄然径去”“密去密来”。近在咫尺的太湖，苏州“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而陈芸有意往游，便“托言归宁”，夫妻错时而行，暗度陈仓。与中上层社会不同，民众社会则将大家闺秀的冶游视为风土，不以为怪。在陈芸不宜进入的水仙庙中，却不妨有“少妇幼女”，因为她们是祠庙杨姓司事之眷属；也不妨有其他的婢女和媪妪出入。在这里，沈复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他来自衣冠之家，却极力促成陈芸的“冶游”；在叙述苏州七月十五“走月亮”风俗时，他也觉得非常自然：“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在他看来，既为风土，哪有“大家”“小户”之拘？
再论日常生计。言及沈复的职业生涯，一般认定其为基层幕僚，他也确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以游幕为业。不过，沈复少习举子业，希望走科举为仕的正途。乾隆四十六年（1781） 秋，作为幕僚的沈父病重，恐不起，嘱咐19岁的沈复：“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仍继吾业可耳。”沈复从此习幕。然而，习幕不过是秉承父意，沈复自己并不以此为“快事”，所以一直在幕业与从商之间徘徊。嘉庆三年（1798）因连年幕业无托，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五年（1800），亦将儿子逢森托友人转荐学习贸易。为官、习幕、从商，父辈、同辈、子辈，从沈家人的经历可见，乾隆盛世的江南人，尤其是中产之家的财富观和择业观逐渐趋于多元化。与财富观和择业观同时变化的，还有日常用度的日趋奢华，这在《浮生六记》中有反映：吾乡素尚繁华，至此日之争奇夺胜，较昔尤奢。灯彩眩眸，笙歌聒耳，古人所谓“栋雕甍”“珠帘绣幕”“玉栏干”“锦步障”不啻过之。余为友人东拉西扯，助其插花结彩，闲则呼朋引类剧饮狂歌，畅怀游览。少年豪兴，不倦不疲。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安得此游观哉！
四、结语
当新文化人曲尽绸缪《浮生六记》中“反礼教”的微言大义时，社会史学者返回自传文本，细细检视，只在夫妻恋情、女人冶游和日常生计等非常有限的几个侧面，隐约见到了新文化人所注目的社会变异迹象，而充斥其间的，是关于家庭关系的女性诫规和随形于日常生活的重重魅影。如果我们想从既往社会捕获“本土传统的（近代） 基因”，那么，正常路径应该是，回到历史现场，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判断变异之前的基因性质，而不是相反：根据现实的需要，回溯历史，以变异之后的基因样态去比画传统。唯其如此，才能发现真实的传统。从《浮生六记》出发，只能发现，作为清代皇朝历史的缩影，《浮生六记》的日常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世社会的传统性质，其间所隐藏的某种近代性基因，一时没有表达的可能。
文章摘自《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