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爽，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白帝天王信仰是湖南湘西地区众多民间信仰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明代末年，清代逐渐成为湘西地区苗族、汉族、土家族等族群的共同信仰，庙宇遍布各处。清嘉庆以后，在地方主动正统化的努力和统治者对地方治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之下，作为民间信仰的白帝天王信仰跻身祀典，获得正统性。其间中央政权、地方官员、地方精英以及湘西地区不同族群都参与了白帝天王的建构过程，从中可以透视清代湘西民族社会生态，以及西南边疆区域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
从湘西地方各族群间的内部动力出发，在地方与中央政权这一流动的语境下，可以对湘西白帝天王信仰加以考察。首先，白帝天王信仰作为民间信仰，在跻身祀典之前，是如何被叙述、谁在叙述、为什么叙述、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员与以地方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发挥了何种作用，当地各族群有何反应？其次，白帝天王是通过何种契机、以何种方式逐渐获得正统性而最终跻身祀典的，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姿态如何，反映了清代中央政权与西南边疆地区怎样的互动关系？在展开考察前，需要对湘西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白帝天王信仰的历史，以及苗族、土家族、汉族各族群如何传说并信奉白帝天王作一个初步了解。
一、湘西的自然人文环境与白帝天王信仰的历史追述
湘西既表示地理方位，也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简称，位于湘黔交界处，崇山峻岭，河流众多，是我国土家族、苗族主要聚居区之一。其中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湘西北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日湘西的保靖县、永顺县、古丈县、龙山县；南部以苗族为主，大致包括今日湘西的花垣县、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最早有关白帝天王的史料记载为明嘉靖年间的《湖广图经志书》：“鸦溪在县西北镇溪千户所西一里，水自崇山发源，其流合武溪，雅溪中由穴者七，渊深莫测，名为龙井，溪之旁有鸦溪神庙，为白帝天王”。镇溪千户所相当于今日湘西地区的吉首和花垣两地，龙圣根据《湖广图经志书》以及万历年间《辰州府志》中有关白帝天王的记载，推测白帝天王信仰应出现于明末，并通过对乾嘉之前的方志分析，统计出明中叶到康熙年间，白帝天王庙仅分布在明代镇溪千户所和泸溪县附近地区。
二、流传于湘西地区有关白帝天王信仰的三套话语系统
白帝天王在被湘西地区各民族共同信仰之前，主要被苗族信仰。乾隆年间永顺知县李瑾曾言：“永顺隶楚极边，土人汉人苗民杂处，土人十分之四，汉人三分，苗民亦仅三分。” 这说明当时永顺以“土人”为主。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永顺府志》记载：“苗之种类不一，聚处谷洞，蔓延黔蜀，今府属四县皆有苗而永保二县为多，龙、桑稍少，皆红苗也。……白帝天王之神不知何所从出，苗人尊奉之，干绥各处皆然，今永属四县苗寨亦多，苗俗无异，然未闻有其苗者，盖此地系土司之地，土势盛而苗势微也。”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永顺县志》载：“祭法云，圣王之制，祀典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捍大菑、御大患则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嘉庆之后，土家族信仰白帝天王的记载逐渐见于方志。而关于白帝天王的记述，依旧沿袭乾隆二十八年的简短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编修的《保靖县志》中有关白帝天王的记载则耐人寻味：“按土俗所祀，白帝天王平苗时，屡显威灵，报赛甚丰，以小暑节前辰巳两日，为禁屠沽、止钓、不衣赤、不作乐。开禁献牲后方如常日。”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嘉庆之后的湘西北部各县方志中，不断出现白帝天王信仰的叙事，并出现了供奉白帝天王的庙宇。可见，嘉庆之后，白帝天王信仰传入了土家族地区并逐渐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此时土家族面临着如何调和本族原有的白虎崇拜和后来居上的白帝天王信仰。于是，出现了新的白帝天王传说：相传白虎三兄弟平苗有功，封侯被杀，“白帝天王三兄弟死后，化成三只白虎，张牙舞爪，怒目横生，坐于皇帝金殿上”，皇帝因害怕而承诺敕封三只白虎为白帝天王，立庙祭祀，“三只白虎点头而去”。清朝改土归流之后，“土人”势力日渐衰微，苗汉冲突加剧，在矛盾频发的时代，“土人”不得不吸收信仰广泛并得到朝廷认可的白帝天王信仰，但又不愿放弃本族的白虎崇拜记忆，而既体现了对中央政权的依附又嵌入了土家族文化信仰内核的白帝天王信仰正好契合了这一需求。
三、清代朝廷对白帝天王的迭次册封
清代朝廷注意到湘西地区信仰白帝天王之前，这一信仰已经普遍存在，广为流传，并在各种神话传说中披上了神圣的光环，融入了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段汝霖在《楚南苗志》中亦有记载：“苗人案件不肯轻易出官听审”，遇有案件，“必凭神发誓，然后可免翻悔，其讦告者不明之事，亦必誓于神焉，谓之开庙吃血，庙中为白帝天王神”。与同时被列为正祀的其他信仰相较，作为淫祀的白帝天王具有特殊地位，“伏波庙……尹公祠……均则未有祀者，余若天王庙、五显祠，不在祀典，顾敬畏之过于正神，楚俗好巫尚鬼，自昔然矣”。在白帝天王信仰影响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其信仰圈亦不断扩大。因此，无论是中央王朝派去的地方官还是地方精英，都希望利用这种“神”的力量来维护和强化地方秩序。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湘黔边境爆发的苗民起义成为白帝天王信仰从地方淫祀转化为国家正祀的历史契机。
乾嘉苗民起义平定之后，地方官员与地方精英一致要求对白帝天王加以奉祀，纳入祀典。嘉庆二年（1797年）五月初十，湖广总督毕沅等人为抚顺民情，奏请政府加封白帝天王神号，“以妥灵聿而靖边圉”，然后说明白帝天王在“湘南苗疆地方向有神庙……奉祀颇虔，由来已久”，并详细描述了白帝天王是如何在各场战役中显灵发挥神力，助大兵击退苗民，对此，“士民人等咸以神力呵护”，同时奏言，经过“采访舆论欣庆之余，弥增教畏”，认为加封承认地方神灵是顺应地方民心、利于“边圉永靖”，因此“仰恳圣恩腑顺舆情，敕封神号”。五月二十二日，奏折送达礼部，经礼部与军机大臣会议奏准，于二十七日通过，“敕封杨姓三人均冠以宣威助顺四字，再袭以侯爵长，靖远、镇远、又次绥远”，即白帝天王信仰被正式纳入正统信仰体系之中，具有了正统性，并于次年对白帝天王的祭祀作出明确规定，包括祭祀日期、祭器陈设、仪式以及祭祀祝文，“每岁春秋致祭，其应用祭品照祀龙神典礼”。
四、结 语
湘西白帝天王信仰从地方淫祀到获得中央政权册封，成为具有正统性的正祀，不仅仅是因为乾嘉苗民起义以来清政府出于边疆治理的考量，更是因为白帝天王信仰建立在湘西地区的普遍信仰之上。
虽然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确切来源已无从考证，但是通过对湘西苗族、土家族、汉族不同族群对白帝天王认识的分析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这一信仰来源的不确定以及众说纷纭的故事情节，才使得白帝天王信仰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不同的信仰群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记忆，从而将其纳入本民族的信仰体系之中。白帝天王在湘西被普遍信仰是这一区域民族交融的体现，同时又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交融。这一信仰为地方官员以及地方精英所注意并受到了重视，虽然中央政权明令禁止民间淫祀活动，但因白帝天王信仰缓解了地方官员的治理难度，同时对民间信仰具有绝对话语权的地方精英享受着其带来的社会地位及权力，这些都促使白帝天王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白帝天王影响扩大的进一步需求便是谋求中央王朝的认可，赋予其正统身份，乾嘉苗民起义则成了地方信仰正统化的绝佳时机。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地方精英都在述说着白帝天王在平息战乱、安抚边疆民心、维护边疆安稳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朝廷则出于对地方治理的考虑，最终承认其正统性，使白帝天王信仰跻身祀典。然而历史的魅力便在于其流动性与塑造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白帝天王信仰的内涵仍不断演变，扮演着不同的文化符号，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民众需求与社会关系。
文章摘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