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民间文献研究中心。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许逊崇拜是产生、流传于我国本土，根植于中华民族丰厚土壤中的民族信仰。早期许逊孝道崇拜的诞生以魏晋之际动荡社会及频繁的水患灾害为背景，植根于悠久的孝亲文化传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唐及北宋时期的许逊崇拜，是孝道信仰与道教神学紧密结合的产物，又融入了浓厚的家族观念。南宋时期的高道大德，基于孝道信仰，借鉴儒释道心性学说，吸收日神、月神崇拜精华，首次以“净明”为名开宗立教，并借鉴儒学纲常伦理，在原来孝道信仰基础上，增益“忠”的内容。元代净明道依托传统孝道信仰，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同时进一步吸收儒学思想，将忠孝置于无以复加的位置，突出其在修道成仙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明清净明道则呈现出与道教各派之融会交参以及向世俗化回归等特色。
道教是我国现存宗教中最具民族性的宗教，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离不开道教。以许逊信仰为基础的净明道作为“儒道融合典型的新道派”，在道教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其宗教思想与实践折射出十分鲜明的特色，值得认真研究。学界一般将许逊崇拜的历史分为早期孝道、唐宋孝道派、南宋净明道、元代新净明道、明清净明嗣教派等几个阶段，但关于该信仰各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尚疏于阐发，笔者不揣简陋，拟梳理如下。
一、早期孝道信仰及其特征
早期孝道信仰中，除许逊之外，以吴猛最为关键。有关吴猛和许逊的存世文献既繁且冗，其中不乏后代道教信徒或世俗文人增益附会而成者，较为可信的原始记载并不多，今简括于下。吴猛，《晋书》有传，由传记可知，吴猛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人，少有孝行，“惧其去己而噬亲”，“夏日常手不驱蚊”。年四十，受邑人丁义神方，有诸多神异，如在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画水而渡”，观者诧异不已。许逊，正史无传，凭借《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征引《幽明录》《许逊别传》的情况，略可窥其概貌：许逊少孤，靠自己勤勉躬耕以赡养母亲，颇以孝闻于世。其博学多识，对时局有准确判断。东晋桓温北伐姚襄之际，以其精准的预测能力，对北伐战事颇有贡献。梳理吴、许二人的早期文献，不难看出早期孝道信仰呈现的特征：第一，吴、许信仰的诞生以魏晋之际动荡社会及频繁的水患灾害为背景。第二，吴、许信仰植根于悠久的孝亲文化传统中。吴、许二人皆以孝闻。吴猛因惧怕蚊虫噬亲，“夏日手不驱蚊”；许逊年仅七岁，却能“躬耕负薪以养母”。此类孝行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倡导的孝亲文化最好的诠释与渲染。第三，早期孝道信仰带有极强的地域色彩。吴猛为江西南昌人氏，许逊行迹亦以南昌地区为主。二者的出生地及主要活动区域正是早期孝道及后世净明道盛行的核心区域。这一带多湖泊，多洪水灾害，每当洪水来临，水蛟、蟒蛇常出没其间，残害生灵。当地百姓渴望有除蛟蛇、治水患的救世高人出现。吴、许恰好应运而生，二人均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且均有异乎常人之处，具备率领众人根治水患的条件。总之，吴、许信仰在江西地区虔诚而又持久，许逊更以斩蛟镇龙等神异，在江西及其周边地区影响卓著，或官或民，皆崇奉有加。
二、唐至北宋孝道派的发展及其特性
早期孝道信仰与道教尚无直接关系，许逊也未进入信仰核心，被世人所崇奉者主要是吴猛，许逊只是参与者。唐至北宋时期，许逊被塑造为孝道派教主，吴猛的灵异事迹逐渐转移到许逊身上。这些转变，主要由唐代道士胡慧超等人完成。胡氏汇集许逊及其群体之资料，撰《洪州西山十二真君传》《许逊修行传》等书，使其宗教形象完整又高大起来，在教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众仙之长”。经历唐末短暂沉寂，北宋的许逊崇拜又繁盛起来，依托许逊故宅所建的游帷观屡受朝廷褒崇。徽宗政和二年（1112），加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在道教之地位仅亚于龙虎山张天师。政和四年（1114），游帷观又升格为玉隆万寿宫，一跃而为官办的大道观。日本学者秋月观暎搜检《宋史》，发现彼时有洪迈、真德秀等26人曾被差遣任玉隆万寿宫提举等职，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玉隆万寿宫在宋代的社会地位。由唐至北宋时期的许逊孝道崇拜，体现了如下特色：第一，孝道信仰与道教神学的紧密结合。如前所述，东晋以来的早期孝道派在处理“孝”及宗教神异故事时，更多地突出吴猛、许逊孝行，而唐至北宋时期的道教将这些孝行进一步神话。第二，孝道信仰融入了浓厚的家族观念。早期孝道信仰以吴猛、许逊孝行崇拜为主，尚处于内容简单、教义单纯阶段。入唐以来，胡慧超等高道汇集连缀在南北朝时便零散存在的民间信仰素材，塑造“十二真君”群体，壮大许逊信仰阵营。
三、南宋净明道的创立及其特色
净明道初创于南宋，创立者应该是周真公。大约建炎元年（1127），周真公（方文）始创教，称六真（许逊、张道陵、吴猛、谌母、孝道明王、孝道仙王）降神，“出示《灵宝净明秘法》，化民以忠孝廉慎之教”。后两年（1129），许逊复降游帷观，授周真公《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然而，南宋净明教团传承未久，旋即绝嗣。南宋净明道历时虽短，但其之于许逊信仰却地位突出，尤其是在融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开宗立派，确立全新教义体系方面，特色鲜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孝道信仰，借鉴儒释及道教固有的心性学说，吸收日神、月神崇拜精华，首次以“净明”为名开宗立教。净明道“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所谓“始于忠孝立本”，说出了净明道两大立教基础：一是孝悌信仰，二是忠君信仰。“净明”一词，首次出现于唐初道士黎元兴、方惠长的《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南宋许逊信仰以“净明”作为教派名称，或许受该书启发，但这种启发只是表层的，更深层的灵感当来源于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的日神和月神崇拜。第二，借鉴儒学纲常伦理，在原来孝道信仰基础上，增益“忠”的内容。许逊信仰由早期孝道派恪守孝悌之道，到南宋净明道“忠”“孝”并提，与外敌入侵，社会呼唤忠君报国之士的背景密切关联；与晚唐以来道教诸派和会儒学诸因素也密切相关；此外，许逊信仰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样需要教旨、教义革新，这也是该教大胆加入“忠君”思想之主因。
四、元代新净明道的兴盛及其与理学思想的深度融合
净明道在南宋时期创立，但在宗教理论建设方面尚显稚嫩。入元以后，受益于蒙古统治集团对宗教的宽容政策，也获益于道教派别迭兴，教派孳乳，净明道得到长足发展。有元一代，净明道教理、教义终于走向成熟，其显著特点有二：第一，依托传统孝道信仰，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第二，进一步吸收儒学思想，将忠孝置于无以复加的位置，突出其在修道成仙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净明道在教旨上汲取儒学精髓，阐扬忠孝大义，但其所谓的忠孝与儒学又颇为不同，最为显著之处便是儒家忠孝本质上属于社会伦理范畴，而净明道之忠孝，终究是通往成仙路上的一种修持方法。显然，以忠孝为本，是净明道的核心思想，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这是其区别于同时期其他道教派别的重要特征。净明道与儒学一起，共同倡导忠孝观念，在共同塑造中华民族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方面，一表一里，一凡一仙，互为补充，相互借鉴，特色鲜明。
五、明清净明道之衰微及许逊信仰向世俗化回归
明清两代，失去了皇室的护佑，净明道无论在社会影响，还是在自身理论方面，皆处于衰微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信仰就此便黯然失色，乃至退出历史舞台。凭借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许逊信仰通过加大与道教各派交融合会，求得自身发展；进一步走向民间，广泛地融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加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第一，明清净明道与道教各派之融会交参。早在金元之际，南方道派已有整合之势。元朝中后期，净明教与正一道之关系已非同一般，双方掌教的交往十分密切。第二，许逊信仰向世俗化回归。明清时期，有关许逊的神灵故事愈发丰富，故事中许逊的法术也愈发神奇。然而，人们并不关心这些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又究竟有多少属于层累地造出，只关注信仰本身造福社稷、利于苍生的社会功能。尽管受宗教政策左右，明代南昌附近西山万寿宫、铁柱延真宫等与许逊信仰有关的宫观未能进入国家祀典，但许逊作为有功于民的地方神灵仍然被朝廷所认可，有关许逊的祭祀活动仍由半官半民的“里社”来组织。围绕它的祭祀活动，发展成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活动。著名的万寿宫庙会，起于农历七月二十，延至九月初一。庙会期间，士庶群集，车马纷至，热闹非凡。
六、余论
合而观之，许逊信仰，由晋至清，时断时续，迭兴迭废，各个时段看似无关，又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在这个周期中，许逊信仰不断汲取与整合佛学、理学等各种有益思想，表达新的见解、新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不同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恰是许逊信仰面对各方面的挑战，适应不同时代变革，展示继承与创新能力的最好诠释。
文章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