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尧育飞，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代清史写作面临“海外模式”的严峻挑战。梳理中国的清史写作历史，可知百年来经历过从“传统模式”到“学院模式”的典范大转移。在全球史语境中，清史写作须完成新一轮典范迁移，以应时代及民众的历史需求。新时代的“中国本位模式”的清史写作在吸收西方经验的同时，更当以历史唯物观为指导，将中国历史的“清代经验”传播世界、造福人类。
清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之一，是通论性清史著作的大量出版。清代断代性历史著作的持续升温，使关于清代通史性写作模式的探究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将百年来的清代通史研究做一回顾，可清晰见出清代通史写作典范的变迁及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在新的冲击面前，中国史学界如何回应，其成功的经验如何，其失败的教训又在哪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清史书写模式何以应对时代危机，完成第二次典范的迁移？以下本文且从李学勤、朱志坤两位先生主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一书论起。
一、十字路口的清史写作模式：从《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说起
《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一书为复旦大学教授冯贤亮著作，于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醒目的推荐语为“传统与现实的历史二重奏、开启近代社会的曲折探索”，显示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特性。然而其特殊的现实关怀究竟体现在何处？是该书所针对的主要问题直面现实，可“古为今用”，为今日某些社会问题开药方么？仔细阅读该书，并不能寻觅出该书所谓的“历史二重奏”。
中国的清史研究者由此不得不思考写作如何面向公众的问题，即清史研究在学术化表达与公众传播上应如何取得有限度的平衡。清史写作模式至此走到十字路口。往前一步，是既能吸收海外新史学历史著作的叙事性，又保持传统史书书写模式的知识性，但若借鉴不得法，则恐流于“四不像”。故此，处于十字路口的清史书写模式，有必要重新追溯中国旧有的史学书写模式，并充分剖析海外史学写作模式的运作机理，从而为新时代的清史写作树立新的典范。
二、清史书写典范的世纪变迁：从“传统模式”到“学院模式”
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模式在清朝灭亡前后，继续发展。清朝历代帝王的实录等，均是典型的传统史书。但真正意义上清史书写典范仍然首推《清史稿》。如果中国近代史仍然遵循传统的王朝模式演进，则清史的“传统模式”仍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晚清以来乃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朝代鼎革、风云激荡的时代，呼唤新的史学。晚清时期西学的引入，令传统的历史观念和书写模式遭遇新的挑战。
整个20世纪，清史写作的基本典范主要就是由“传统模式”逐步过渡到“学院模式”。当然，这种典范的迁移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两种模式长期交织、缠绕，共同丰富中国现代的清史研究和普及。然而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大量清史著作的写作重心从“传统模式”向“学院模式”倾斜。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叶，清史书写的一些显著性变化业已完成，大略可归纳为：学院式通史写作取代传统史书的编撰；清史研究主要为学校学生服务而忽视社会大众；对知识性与研究深度的探寻超越对历史事件和叙事的陈述；白话文表达取代文言文论说；学院式史书在学术金字塔中取得高于演义体等传统模式中普及类著述的优势地位……这一系列变化标志中国旧有清史书写模式发生重要变化，即写作典范发生迁移。
三、“新清史”与清史书写“海外模式”的利弊
尽管20世纪中国的清史写作在形式上完成“传统模式”向“学院模式”的典范性转变，但其内在的视角与方法、关切的领域及基本论述内容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基本上以政治和事件为主要线索，以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为支线推进，这种单线模式的“教条化”，也为21世纪以来海外清史书写模式的风行一时提供了机遇。清史书写的“海外模式”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其从全球史的角度关注清王朝。清史著述的“海外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原因在于其视角、方法及叙事手段均具有极大自由度。然而，影响广泛的“新清史”及其勾连相关的清史“海外模式”却并不能称为中国清史写作的第二次典范迁移。海外学者论述背后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均值得重估。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清史写作典范的中国气象
20世纪的清史书写典范，由“传统模式”转向“学院模式”，使清史著述步入科学化的大潮，清史话语权从史馆、民间逐步集中到学院，清史论述也日趋精密、深邃。由此也标志中国清史著述“现代转型”的初步完成。但在应对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背景下，学者们不仅在国内对清史书写权力展开话语争夺，还将与海外学界竞争。论述不仅要在研究的深度上推进，也须在普及的广度上下功夫。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学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重估，以应对新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潜在危机。一言以蔽之，清史写作须完成新一轮的典范迁移，以满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需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如何继承中国清史书写的“传统模式”及“学院模式”、应对“海外模式”的挑战，成为摆在今日清史写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而新一轮清史写作典范能否确立，也与能否有效呼应国内对清史著述的需求以及应对“海外模式”的挑战密不可分。
20世纪中国清史写作典范的迁移经过艰辛的探索，其曲折历程显示历史写作与国家历史变迁息息相关。而其间典范的互相交错，也丰富历史写作的形态。而21世纪以来西方清史书写带来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回到全球史，不仅从周边看中国，还应从中国观照全球。显露国际化视野的清史论述的“典范”，将不仅是中国吸收海外的历史研究与书写样式，而且也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书写，“反哺”欧美乃至整个海外。那么，新的中国清史论述的模式不妨称为“中国本位模式”。清史著述的“中国本位模式”不仅因应“海外模式”的挑战，也一并应对改造清史书写单向度的吸收机制，而创造性融合“传统模式”及“学院模式”，以国家级的《清史》为标杆，将清史书写的世界格局作新的改造。
清史著述的“中国本位模式”的完成意味着新一轮典范迁移的成型，其迁移过程意味着中国清史学研究成果开始服务全球。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清史研究积累的丰硕成果，在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社会需求时，也必将在全球史框架中将中国历史的“清代经验”释放到海外，造福全球。
文章摘自《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