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摘要：在权相蔡京、秦桧和韩侂胄专权时期，先后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崇宁党禁案、秦桧排斥打击异己事件和庆元党禁案，由此引发一些时人对其加以积极记录、整理以及传布，《元祐党籍列传谱述》《绍兴正论》《绍兴正论小传》和《庆元党禁》便是该类政治事件被时人记录、书写的产物。这些旨在反映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的专门性著述，既是对当时受害政治群体基本历史史实的具体写照，更是宋代权相专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并且影响深远。
宋代朝政斗争激烈，政局转换较为频繁，权相专权成了宋代朝政活动中颇为突出的政治现象。在权相掌控朝政期间，他们往往采取政治高压手段，残酷打压政敌，排除异己，以便推行利己之策，稳固自身权位。正因为如此，宋代一些有识之士对该类事件便积极加以记录、整理，甚至编撰成史著，以便阐明事件原委，表明自身政治立场。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聚焦事件本身者居多，而对其编撰成书状况虽有一定涉及，但未能贯通考察此类著述的基本书写状况、特点及其影响。因此，本文拟结合见于记载以及现存的该类史著，对人们的相关书写状况、特点及其影响等加以探究。
一、宋人书写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的基本状况
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无论是对内变法，对外和战，还是朝堂内激烈的权力之争，时常会成为朝廷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围绕该议题，朝廷内外往往会发生激烈的政见之争，并且由此造成不同政治派别或者群体有迥然相异的政治命运。对于被迫害者不畏强权，坚持己见，以及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甚至曲折的仕宦经历，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加以记录、撰述。
建中靖国元年末，宋徽宗亲政时，蔡京出任宰相，朝廷以“继志述事”为号召，加上蔡京出于稳固自身权位需要，进一步打击元祐诸臣，甚至将曾在元符三年上书者以及异己分子一并列为“元祐奸党”。崇宁元年，徽宗亲笔书写奸党姓名，刻石端礼门。到崇宁三年，蔡京又书写奸党姓名，印发至各地，摹刻上石，名为《元祐党籍碑》。当时朝廷的做法是旨在使元祐党人“恶名”广泛且永久传布。
此后到南宋初，受靖康之难影响，元祐党籍史料散失严重，党人史事模糊不清。私传党碑史料成了南宋初期朝廷了解元祐党人史事的基本依据。针对诸多党人史事不全或者姓名不显状况，朝廷只对认定的103名元祐党人子孙准予推恩。不过，朝廷推恩人数虽有限，但党人之后龚颐正在撰述《元祐党籍列传谱述》时，“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迹，……盖惟恐其阙然”。
《元祐党籍列传谱述》凡100卷，系龚颐正“以诸臣本传及志、状、家传、遗事之类集成之。其事迹微晦，史不可见者，则采拾诸书为之补传，凡三百九人，其阙者四人而已”。另外，李心传所记《元祐党籍传》缺佚六人，而前述仅缺四人，二者所记微有差异。
《元祐党籍列传谱述》虽早已亡佚，不过，据史载：“淳熙中，史院取其书以修《四朝国史》。”即该书直接助修过北宋后四朝史。另外，元人袁桷在论及“元符至元祐事”时，认为“赵鼎虽于绍兴改正，亦有隐讳”。而在“今可考证增入者”中，就列有“《元祐党籍传》”。由此表明，该书所记元祐党人史事确有较高史料参考价值。
总之，在蔡京专权时期，元祐党人虽遭受严酷政治打压，但到南宋初年，随着政治环境急剧转变，官私方均积极搜集、整理以及编撰元祐党人事迹。《元祐党籍列传谱述》正是该背景下的产物，它不仅为当时人们全面了解元祐党人事迹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直接影响到北宋后期史编修。
南宋初期，尤其是在绍兴七年至二十五年秦桧专权时期，秦桧大肆打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异己人士。其间，在关乎王朝前途命运的和战问题上，秦桧为达到与金人媾和目的，极力排斥不附议和之士，甚至不惜制造冤案，由此使得诸多耿直敢言者遭受残酷打压。正缘于此，一些正直之士对于秦桧专权时期的获罪者及其事迹做了及时整理、编撰。
《绍兴正论》该书主记一百余位不附和议以及得罪秦桧者的基本事迹，突出他们的悲惨境遇。该书原有两卷本和一卷本传世，并且仅知由潇湘野夫或者潇湘樵夫序，而作者身份不明。该书最晚当撰成于孝宗时。《绍兴正论》现存1卷，现存本仅简要记述了30位不附和议者的事迹。现存本《绍兴正论》实出自《三朝北盟会编》，并且原属节录本，所记人物极为有限，而且人物纪事存在缺漏。《绍兴正论》纪事还存在失误，所录受秦桧迫害者虽已达118人，但仍有脱漏。
总之，从《绍兴正论》现存本以及散存纪事条目来看，该书主记秦桧专权时期的获罪者及其获罪之因，尤其突出获罪缘由及其结局。此外，需注意的是，在李裕民先生对现存本《绍兴正论》所补11人中，如《永乐大典》卷10421和卷10422分别所记《李柔中传》和《李守素传》，以及《咸淳临安志》卷67所引《张九成传》《凌景夏传》、卷70所引《宗杲传》，均注明出自或者参据《绍兴正论小传》，而非《绍兴正论》。
《绍兴正论小传》凡20卷，楼昉撰，该书主要是增补《绍兴正论》所记人物事迹。《绍兴正论小传》亦称《中兴小传》，原书系20卷共百篇，并且在理宗时上进朝廷，大致编撰于宁宗朝末至理宗朝初。《绍兴正论小传》虽已亡佚，存留颇为完整的《绍兴正论小传》纪事，足可展示该书所记人物传原貌。
总而言之，秦桧当政时虽权倾一时，并且残酷打压政见不同者和不附己者，但是随着时局转换，一些正直之士相继为一百余位受害者谱写传记，并取名“正论”，由此表达着时人对秦桧专权时期历史的痛苦记忆与自我心声。
光宗绍熙末，宁宗由皇族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拥立为帝。此后，收揽名士朱熹并急欲有所作为的赵汝愚与韩侂胄矛盾激化，结果韩氏不仅将赵氏排挤出朝，而且在其当政其间，先排斥打击“道学”之人，后又斥道学为“伪学”。到庆元三年，他将赵汝愚、朱熹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凡59人，并予以残酷迫害。至嘉泰二年二月，党禁始弛。对于该政治事件，有识之士专门撰有《庆元党禁》一书。
《庆元党禁》现存1卷，题名沧州樵叟撰，系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其编撰缘由，正是基于庆元时赵汝愚未能处理好与韩侂胄的关系，导致韩氏窃权而酿成党祸，于是该书作者特意撰成此书，作为鉴戒。从该书现存内容看，作者在此将政争双方构成人员做了具体罗列。
总之，在韩侂胄专权时期，韩氏为稳固自身权位，残酷打压赵汝愚以及道学人士等，但随着他的倒台以及朝政风气转变，有识之士便积极搜集、整理庆元党人事迹，并且撰成了反映庆元党禁过程以及韩氏结局的《庆元党禁》一书，以此总结、反思该段历史，表明自身立场。该书直接影响到宋人对于光宗和宁宗两朝纲目体史书的撰修。
二、宋人对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书写的特点及其影响
如前所述，伴随着宋代权相专权时期三次影响巨大的政争活动，政争史书写随即产生，甚至一些重要史著还受到朝廷重视。通观这些记述同类事件的政争类史著，其书写特点较为突出，而且影响久远。其一，从该类史著的性质来看，它们无一不是反映权相专权时期政治斗争的专门性史著。其二，从该类史著作者构成以及编撰时间看，《元祐党籍列传谱述》作者龚颐正系元祐党人龚原曾孙，该书的撰述，既是龚氏出于谱写家族重要人物历史的体现，更是南宋初期朝廷恢复元祐党人名义之举催生下的产物。同样，楼昉在《绍兴正论》基础上撰成《绍兴正论小传》并进呈朝廷，说明该书被当时朝廷所认可、看重。其三，从编修做法看，早先成书的《元祐党籍列传谱述》以人物传记方式全面展示元祐党人非凡的仕宦经历。此后楼昉在编撰《绍兴正论小传》时，“仿《元祐党传》为之”，可见前者对楼氏起到了直接示范效应。其四，从编修意图看，尽力阐明权相专权下政争事件原委或者所有受害者的艰辛历程，是该类史著作者共同的心声。其五，从该类史著所蕴含的政治内涵看，随着宋代时段性政治环境好转，此前受害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处境往往得以翻转抬升，时人关注度明显增高。那么，该类史著的成书传世，正为时人全面深入了解该类政治群体及其作为提供了便利。其六，从该类史著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看，《元祐党籍列传谱述》和《绍兴正论小传》均曾进呈朝廷，并且受到官方重视与认可。
三、小结
综上所述，以上宋代政争类史著的书写完全是权相专权下的必然产物，它们不仅记录并反映着受害政治群体的痛苦经历与人生命运，而且展示着宋代不同时段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态。尽管以上政争类史著数量有限，甚至存留状况不太理想，但它们所表明的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则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并且这些史著还引发了后人不断探究、续写该类历史。总之，宋人对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的书写，实质上是对权相专权体制的有力揭露，是宋代政治斗争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章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