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侃，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书法博士。北京，100048。
摘要：唐代书手设置于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文化机构，从事文字抄写工作。因职卑位低，史籍记载阙如，新出墓志为研究书手提供了新资料，既有助于补正书手家族世系记载、梳理书手设置与执事，又可窥探书手群体仕途发展的复杂性。从伏案抄书到善录王言，从低级僚佐到中级官员，虽出身相似，其执事、释褐、入仕、迁转情况截然不同，并囿于其浊流出身，难以跻身清要。
一、六方书手墓志概况
笔者遍检现所能见的唐代墓志著录、图版、拓片，共整理出六方出身为书手的墓志，一并作为较为完整的案例加以分析研究。此六方墓志形制各异，志文备列了书手世系、郡望、仕进、丧葬等各种信息，为重新考察书手群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六方墓志中，王基墓志规模最大、字数最多、书刻精良；朱元昊墓志刻工水准最高、书写最为精湛；杨感墓志和胡恪墓志规模较小；丁范墓志则刊刻草率，刻工最差。上述墓志书法呈现出的差异除了受到墓志书人、刻手书法技能的影响之外，更与书手的出身、执事、职官密切相关。
二、书手设置与执事
书手一职始设于唐，从称谓看即有“楷书”“楷书手”“御书手”“写国史楷书”“群书手”“令史书手”“能书”“书直”等。前辈学者对于唐代书手的身份、书写制度等问题已有概括研究，但各类书手额员以及职能等具体方面尚未明晰。在此，结合六方墓志资料以及敦煌官方写经题记，对书手的设置以及职能执事进行梳理考证。
六方墓志书手分别来自秘书省和集贤院。属于秘书省书手的有四位：丁范“弱冠知名，召补兰台书手”、袁公瑶“时兰台书手，精调门雅”、王基“以贞观十一年擢为兰台书手”、杨感“召任秘书书手，游情秘阁”。兰台即秘书省别称，主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负责图书的收藏、抄写与校勘。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所记秘书省有“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著作局有“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司天台有“五官楷书手五人，令史五人”，共有书手九十人，上述四位书手当为其中之一。
书手朱元昊和胡恪为集贤院书手。朱元昊“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丽正殿即集贤殿书院。《唐六典》卷九《中书省》载集贤殿书院设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旧唐书》同。又胡恪志文载“工于草隶，妙参钟索，为御书手”，并未言明是何种机构。御书手的设置见于唐代史籍所载，除了集贤院以外，史馆亦设。史馆在设置之初并无御书手一职。从贞观三年（629）史馆独立后到贞元四年（788）之前，史馆应无写御书名额，因此，可以推断胡恪亦为集贤院书手。
墓志所见“直集贤院”即“书直”，是唐代直官的一种。集贤殿书院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包括从秘书省、昭文馆调拨的书手、从民间招募的能书者以及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以及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书直”的充任者一般是以非现任职事官即未登朝官为主，包括散官、卫官、前资、常选等等，以骄人的书法技艺充直，在诸省馆“从事专业技术极高的日常工作，制度改作、或举行重大的科技文化活动时，直官不但参与，而且还是实主其事者”。集贤院书手“皆经御选”的特殊选拔方式，更加说明其书法之精到，正所谓“尤精翰墨”“工翰而进”。
从史书以及敦煌写经可见秘书省和集贤院书手的主要职能是担任儒家典籍、宗教典籍以及类书的抄写。书手的设置即源于唐官府对图书文化事业的重视。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大发展时期，宗教典籍的编译、整理与抄写工作也达到历史最高峰。从书手墓志文来看，秘书省书手亦参与重要公文的抄写。总之，书手职事的明确和细化反映出唐代职官制度的完善。不同称谓的书手任职机构和职事各有差异，并不能简单地以抄书概括。书手以书为技，终年伏案，各司其职。以抄书为例，唐代书手抄写书籍继承了汉魏以来讲究书法的优良传统，尤其以官府写本为最。加之书手甄选十分严格，皆为书法优良者，因此其抄写本颇具价值，精抄细校的图书经文往往作为皇帝赠赏，传于天下，一定程度上起到传道教化的功用。
三、书手释褐与仕进路径
唐代常贡之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种；其次是流外入流。倘若以门荫入仕，则须先授亲、勋、翊卫后，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见于史载的书手入仕途径虽有门荫、科举及官府征召、募佣等，但因例证缺乏，难以深入考察。而六方书手墓志详细地记录了书手释褐、入仕、迁转、考课等信息，是研究书手仕进之路的珍贵资料。通过比较六位书手的官宦履历发现，虽然同由书手一职起家，但仕进之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
初唐时期秘书省书手通过门荫选拔；玄宗朝集贤殿书院书手或调拨于秘书省、昭文馆，或来源于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及三卫、前资、常选等，实际隐含了唐代入仕的基本路径：门荫、杂色入流、科举，可见书手出身的多样性。书手门荫的具体途径为弘文馆生徒和三卫。三卫作为皇帝和太子的侍卫，是高级官吏子孙以门荫出身的主要途径，唐前期政治势力变化加速，高官轮流而作，虽王公贵族的范围和高级官员的设置数额基本固定，但担任过高级官员的人数却很多，在迁授左右监门直长和太子监门直长之外，其能文能书者充书直及御书手。前资是指因考满或其他原因停官待选者。
书手获得出身途径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成为所谓“合入官者”。“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皆为入官之门户。有了书手出身后，释褐仕进必须经过由吏部和兵部主持的铨选，积劳累考后入流。赖瑞和先生总结了唐人释褐后入官的两条路：一是到州府任参军，或在外县任县主簿或县尉。二是留在长安京城任校书郎、正字。第一条路比较普遍，第二条路则可能需要更高的资历。唐人一般重京官，轻外官。因此，校书郎和正字的地位，又比外州府参军、外县主簿和县尉等更为清贵。书手流外入流的仕进之路，亦可分为由地方到中央迁转和留守京城本司内迁转等。
余 论
以往的书法史研究，书手基本被视为特例和附属，学者关注更多的是其书法作品表象而非背后成因；关注的是书手个人而非群体面貌，其书法作品背后所包含的出身仕宦等背景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挖掘。现所见六方墓志虽然数量有限，却反映出书手不同的仕途迁转过程。同为书手出身，仕进之路和人生际遇迥然有别，足可见书手群体仕途发展的复杂性。书手选拔途径较为多元，门荫是其获得出身的重要途径，擅长书法是其获得出身的必要因素。
与“起家之良选”的校书郎相比，书手在唐官署中的设置以及定员人数远超于校书郎和正字的总和。书手经过一系列选拔得以入流之后，不论中央各台省府寺，还是地方刺史县令，皆可以通过流内铨叙任。书手与不同品级的校书郎和正字，在释褐之初具有类似的仕进之路，但在往后的仕途迁转过程中呈现出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与唐代选官的清浊之别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唐人对二者入仕的社会认同差异以及门荫制度的衰落。
此外，书手的选拔除去出身因素，书法才能是朝廷考虑的最主要因素。书手对于唐代书法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
文章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