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建国，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厦门，361005。
摘要：近郊是北宋东京都城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农业发展呈现出与王朝政治的特殊关系。北宋前期，东京近郊承接着郊祭、田猎、阅武、籍田等礼仪活动，至北宋中后期，这些或渐次被废罢，或在形式、地点上有所更张。与之相伴的是近郊农业在北宋一百多年间的开发与转型，经历了由旷土、草地到农田、牧地，再到园圃的几度变迁。与唐代长安相比，北宋东京的近郊完成了由政治礼仪功能向经济产业的过渡，折射出中国古代都城由政治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的时代趋势。与一般城市比较，东京近郊与都城毗连，其农业发展更直接地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并对地方州县具有示范作用。从东京的城市布局来看，近郊农业有赖于城内的消费需求，作为京城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并未形成完备的城市功能，不同于江南城镇的“城郊都市化”模式，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多元道路。
一、北宋前期京郊农业的恢复
现存史籍中关于北宋京郊的记载多有涉及校猎、大阅、观稼、籍田等朝廷礼仪，学界以往多是从政治、军事或礼制史的角度进行论述，尚未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探讨，也没有关注这些活动与京郊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些礼仪活动在北宋百余年间发生过一系列变化，究其根本，还关乎京郊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校猎是指用木栏遮阻而猎取禽兽，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与祭祀也有关，主要目的是训练各种武器使用和车马的驾控。时至北宋，作为古礼的校猎已失去最初的本意，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曾几经恢复，又终被废罢，这一过程正折射出宋廷的治国理念及其对近郊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
宋初，京郊多是旷土和草地，农业生产尚未恢复，却为校猎提供了自然条件。受君主意旨和朝廷政策的影响，游猎活动开始在京郊淡出。时至宋真宗朝，特别是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辽边境进入和平时期，恢复社会经济被提上日程。景德四年（1007）六月，“诏京城四郊田园旷土，许贫民耕种”。贫民耕种的应当是稻麦等农作物，这意味着京郊土地开始从抛荒状态向农业用地转变。之前那些少有人活动的区域开始承担起粮食生产的功能。除了粮食，京城的畜牧业产品也存在大量需求缺口。天禧元年（1017）八月，宋真宗“诏京城四郊禁围草地，悉纵民耕垦畜牧”。京郊农业和畜牧业受到朝廷的鼓励，也是出于京城百万人口对于农副产品的实际需求。
讲武”，又称阅武、大阅、校阅、检阅，是中国古代君王操练和检阅军队的礼仪。关于北宋的讲武礼与军政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做过深入的探讨，而对于讲武礼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学界尚未有过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北宋中后期面临着财政危机的压力，讲武礼的举行劳民伤财，其经济成本是朝廷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此外，讲武礼对于京郊农业的负面影响也值得关注。
北宋前期在城郊举行讲武礼，其意图在于对新建立的赵宋王朝进行政权合法性的宣示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因而重在礼仪性的表演，而非实战性的训练。但是，这在财政吃紧的北宋中后期显然不合时宜。加之，大规模的讲武礼势必践踏农田，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影响农业生产。咸平大阅之后，真宗不忘下诏，“大阅所践民田蠲其租”。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经济建设成为主旋律，农业生产得到重视，城郊的经济功能得以凸显。在这种情势之下，讲武礼也就没有再举行的必要了。
二、北宋中后期京郊农业的转型
北宋中期则面临着从稻麦等粮食作物种植转向蔬菜、水果和花卉等经济作物经营。这一产业转型既顺应了京城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影响到观稼、籍田等礼仪活动的举行地点和运作方式。
周世宗时，开始出现“观稼”的内容。周世宗出城观稼，意在向臣民宣扬重农政策，劝导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赵宋开国之后，亦积极恢复经济，劝诱百姓耕作。此后的北宋历代君主也都重视农耕。在劝农的背景下，北宋君主驾幸城郊多伴有观稼的活动内容。君主在观稼之时还会体察民情，这既成为君主接触基层社会的便捷途径，也赋予京郊农田一种政治宣示的空间意义。君主常会借此机会赏赐农夫、农妇，皇城之下的郊区有着沐浴皇恩的机会，这是地方州县的百姓所难以企及的。仁宗朝以降，君主行幸城郊观稼的行为不再出现，而只是在宫城后苑观稼。宋仁宗在后苑不种植观赏性的花卉，而改种谷麦，这是为了表明他虽深居宫中仍不忘农事，而非沉湎于享乐。笔者认为，这不能单单归因于君主个人的怠惰，更是因为北宋中期以后京郊稻麦生产的中止，没有庄稼可供观瞻。
从仁宗朝以后，君主在宫城后苑观稼，折射出京郊的退耕浪潮，与之相伴的是园圃业的兴起。北宋中期以后，京郊开始大量栽种花卉、果木。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其次是京城士庶消费能力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再次是城内各类建筑密集，空间用地紧张，蔬菜等种植被迫向郊外转移。最后是都市观光农业的蓬勃发展。总之，东京近郊园圃业的兴旺顺应了京城消费市场的需求，实现了京郊与城内的产业分工与互补。近郊农业的转型是京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京郊园圃业的发展不仅有效助推了京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间接影响到籍田礼的举行，进而促成了籍田的设置。宋代历朝举行亲耕籍田之礼的，见诸记载仅有四次，分别是太宗端拱元年正月，仁宗明道二年（1033）二月，徽宗宣和元年（1119）正月，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京郊是王朝统治者接触地方社会的便捷之地，通过籍田礼不仅向京郊农民，更是向普天之下的民众传递出劝农的政策导向。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东京近郊承载着地方州县无法替代的政治宣传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雍熙五年与明道二年这两次籍田礼的场所均是近郊的普通农田，并不是专门的籍田。宋神宗时，朝廷欲在京郊设置专门的籍田。礼官奉命，寻章摘句，以求古礼上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雍熙五年与明道二年这两次籍田礼的场所均是近郊的普通农田，并不是专门的籍田。
此外，籍田设有专职的长官“籍田令”和专门从事劳作的“籍田兵”，籍田的物产也有专门用途。通过设置籍田，朝廷不仅减少了一笔籍田的开支，而且增加了一项额外的收入。从财政开支的方面来考量，籍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因而在礼仪功能之外另具有社会经济层面的意义。
三、北宋东京近郊农业的特点
我们不妨将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与唐长安、一般城市进行比较，以期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路径密不可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早期的中国都城主要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而到后来，都城的经济功能越来越突出。北宋正处于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具体到东京的近郊，其功能经历了从政治礼仪到经济产业的过渡。与唐长安有所不同，北宋东京的近郊直接受惠于宋廷的一系列劝农政策。如果说朝廷的劝农政策促进了京郊农业的恢复和开发，那么，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则带动了京郊农业的转型。
从长时段来看，城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对于一般城市来说，这往往是一个缓慢持续的扩张过程。由于在位置上与都城毗连，京郊比一般城市的城郊更直接受到朝廷政策导向的影响。相对于内城来说，近郊是东京城市空间拓展的新的增长极，最能体现出北宋东京的时代气息。从东京的城市布局来看，近郊农业只是作为京城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
结 语
综上所论，北宋前期，东京近郊承接着郊祭、田猎、阅兵、籍田等礼仪功能，但至北宋中后期这些活动渐次被废罢，或在形式、地点上有所更张。与之相伴的则是近郊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并经历了从旷土、草地到农田、牧地，再到园圃的几度变迁。北宋一百多年间东京近郊农业的开发与转型，折射出一座地方州城为了适应都城的功能定位而不断成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
如果与北宋的一般地方城市进行横向对比，东京近郊的农业更直接地受惠于都城定位和王朝政策导向等多重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果与唐长安进行纵向比较，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生产的繁荣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承载着空前的经济功能，体现出宋代朝廷理性务实的执政理念，这当然也顺应了中国古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趋势。毋庸置疑，通过深入研究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唐宋以来的社会变革，进而把握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脉络。
文章摘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