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大一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思想。“大一统”思想萌芽自先秦时期的服事制统治理念和族群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其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为秦、汉、隋、唐、明等农耕族群所建王朝继承与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强调“大一统”的同时又强化“华夷中外之分”，是这些王朝“大一统”思想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是只有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继承与发展才能持续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一、先秦时期“大一统”观念的萌芽
伴随着王权的出现，最迟在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大一统”观念开始萌芽于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的萌芽源自在夏商基础上形成的周朝的服事制统治理念和族群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最早见于《诗经·北山》中的记述是“大一统”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同时也是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古人天下观的核心内容。
通过先秦时期的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将先秦时期“大一统”观念萌芽的主要内容做如下归纳：一是“周王”是“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核心，其所在的“王畿”被视为“中国”，进而催生了“中国”概念的形成。“中国，京师也”是《毛诗注疏》对周王直接管辖的“王畿”的另类表述，不仅屡屡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之中，而且“宅兹中国”也出现在1963年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中。二是“大一统”政治秩序是以“王畿”为核心、诸侯为“藩屏”的服事制体系。就西周时期的“大一统”政治体制而言，“周王”对“王畿”之外地区的治理由分封各地的诸侯具体实施，周王通过服事制体系规范和诸侯的关系，以维持“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运行。三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按照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划分为中国、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五方之民”，分别由周王和诸侯实施不同方式的管辖。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大一统”观念不仅为其后出现的秦汉等中原农耕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为源出于边疆的尤其是北部草原地区的游牧族群所承袭并得到更大发展。可以说，历代王朝的建立者虽然不同，直接管辖的疆域也存在差异，但对“大一统”的持续追求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秦朝立国短暂，只能筑长城抵御匈奴的南下，但秦王嬴政结束春秋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并确立中央集权，最终导致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并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由秦朝的出现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天子（皇帝）”成为“大一统”天下秩序的权力核心；二是秦朝废分封立郡县的举措使“中国”（中原地区）有了凝聚为一体的趋势，不仅使“中国”成为“大一统”观念具体实践的核心区域，而且拥有“中国”并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秩序成为评价后世王朝是否为“正统”的基础标准，这是多民族国家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的深层次原因；三是“大一统”天下秩序下的人群由“五方之民”演变为了“华夏”（中国）与“夷狄”的二元结构。
代秦而立的西汉在武帝之前，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君臣受制于长期战争带来的“百业待兴”的国力，不得已满足于用“和亲”政策确立起与匈奴的“兄弟”之国关系，以及用册封和“约”的形式确立起和南越、东越、闽越、卫氏朝鲜的“外臣”和“藩臣”关系，进而保证了“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并为其后汉武帝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建元六年（前135）为处理闽越、南越与东越之间的纷争，汉武帝在淮南王刘安的反对下出兵调节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事后派遣大臣就出兵调节百越政权之间矛盾的做法向刘安做了解释，而解释话语中“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的表述即凸显了汉武帝的“大一统”观念已经形成。应该说，“汉为天下宗”的意识更加确定了汉朝在“天下”的核心地位，但这一秩序的合法性尤其是“皇帝（天子）”在这一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还是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理论诠释来支撑。而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士的出现满足了汉武帝的这一愿望，董仲舒在《春秋公羊传》基础上对“大一统”的系统诠释于是出现在了《汉书·董仲舒传》中。
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努力在汉宣帝时期终于有了结果，不仅神爵三年（前59）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辽阔西域纳入版图，而且在甘露二年（前52）随着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降汉受封，匈奴也成了西汉的藩属。对辽阔的边疆地区实施管辖是西汉王朝的一个创举，而治理体系的正当性则需要一个理论来支撑，对《春秋》“大一统”的诠释再次出现。这一时期对“大一统”的诠释以王吉的诠释为代表，其关注点是西汉王朝以“皇帝”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的整齐划一，强调“大一统”本意是指“天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同质性。
三、唐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之后，中华大地随着隋唐王朝的出现又呈现“大一统”的状态，尤其是唐王朝在隋王朝疆域的基础又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由此，随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唐代人的“大一统”观念在汉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更加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子”以“九州为家”发展为“四海为家”，王朝疆域的核心区域在时空上也有了很大拓展。“家天下”是“大一统”的另类表述。其二，“中国天下本根，四夷为枝叶”的经略思想得到继承，“中国”的“一统”是基础得到强调。其三，“天下一家”的观念在经过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体而言，隋唐王朝虽然在今人的观念中被视为“汉族王朝”，但一个难以回避的史实却是两个王朝“王统”源头是承袭于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也就是说，尽管这一时期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五胡乱华”和“南北朝”，但隋唐两朝对“大一统”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实践是在“五胡十六国”对“正统”的争夺中实现的，是北魏实现中国北部局部“一统”的延续和发展，并为宋辽金时期各王朝再次争夺“正统”提供了思想和历史基础。
四、明朝对“大一统”思想的改造与发扬
朱元璋是举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在1368年取代元朝而建立明朝的，由其奠基和倡导的明朝“大一统”观念更多体现出先秦秦汉时期传统“大一统”观念的回归，目的是在确立明朝“中国正统”的基础上实现以中原为核心分布的人群与文化在“中华”旗帜下的重新整合。
其一，“天子”依然是“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核心，这是“大一统”观念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明朝的“大一统”观念也不例外。其二，以恢复“中华”传统的名义，整肃“中华人”，凝聚境内百姓。其三，虽主张“华夷有别”，但强调“华夷一家”与“用夏变夷”。
总体而言，“恢复中华”旗号下明朝的“大一统”观念的核心内容依然是以“天子”（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这和传统“大一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将作为“天下”政治格局核心的“天子”（皇帝）从“夷狄”重新回归到了“中国”，这是明朝得以被视为“中国正统”的原因之一。二是虽然强调“华”“夷”差别和“内中国外夷狄”，但是却是在“一家”的前提之下，而且“华”“夷”及“中国”的指称对象和范围已经在先秦秦汉时期在基础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作为明代的“华”和“中国”不仅囊括了魏晋以来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的“五胡”，也包括了被元朝视为“汉人”的契丹、女真、渤海等，以及在元廷北撤草原后留在中原地区的蒙古、色目等，另一方面在“华夷一家”和“用夏变夷”观念的主导下其涵盖的范围和人群也依然在扩大。
五、结 论
“大一统”观念诞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中是学界普遍的认识，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高度评价，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秦、汉、隋、唐、明等为代表的农耕王朝其“大一统”观念依然具有局限性，这或许也是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之所以持续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不断发展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文章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