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要：清朝入关后面临着如何重建“正统观”这个重要问题，清帝首先强调清朝对广大疆域占有远迈前代，以突出“正统观”因素中“大一统”的重要性，以“统一”中国的业绩消解和克服宋明“夷夏之辨”歧视北方异族的思想倾向。同时，清帝又通过改造理学“五伦”次序，把“君臣之义”列于“父子关系”之前，修正了宋明“正统观”的道德人伦秩序，建立起了君权至上的独特思想体系。清朝皇帝通过组织编纂《春秋》注释读本，参与阐释其微言大义，并亲自评鉴《资治通鉴》所记史事之成败得失，完全掌控了儒家经典论著的解释权，建立起了一套有别于士林思想的“帝王经学”体系。
一、“正统观”古义解释的回归与清朝的地缘政治学
清朝帝王以非汉人身份定鼎中国之后，其建立“正统”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冲破宋明儒家严分夷夏之别的叙述陈规。清帝的具体做法是：首先让人们相信，尽可能占有广大疆域才是实现“大一统”的必备先决条件；其二是把《春秋》中的“尊王攘夷”古义加以变通改造，使之符合满人政权统治的需要。
清帝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作为异族入主大统，其优势在于疆域恢弘远迈前代，这实为“大一统”原初首要之义，凭此成就即可避免宋朝流于偏安的弊端。其劣势在于满人以异族身份踏入汉地，难免会遭受礼仪文化欠缺之讥。所以清帝在“正统性”论述中必然刻意发挥“大一统”古义中“大统一”之内涵，以彰显疆域宏阔的心理优势，然后再赋予一统之举以“道德”涵义，以期合并宋元明三朝“正统观”的各自优长为一体。为达此目标，清帝与士人相互配合，不遗余力地共同抒发对疆域广大的自豪感。
在清代，占据广大空间才能得统之正这一“正统观”的原初要义逐步得到了重新揭示。与之相对应的是，如何根据山川地貌界定和标识四方统治疆界，同样受到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山岳祭祀作为皇家必备礼仪每每按既定程序反复上演。以“地”系“统”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各地舆图风情和政教得失载于方志之上，这也是清朝在拥有广袤疆域之后广泛实施的治理技术之一。
清帝以开疆拓地之广作为摄位“正统”之必要条件，确实比宋明凭借“道统”阐说，构筑华夷壁垒，以掩饰疆域狭小之困境的言辞更具震撼力。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清帝敢于与宋明正统谱系彻底决裂，肆意依赖开疆拓土的功绩重新厘定“大一统”内涵，而全然罔顾宋明理学打造出来的道德箴言。
清帝清醒地意识到，单独依靠疆域征服和军事控制，并不能在心理上完全折服具有极端道德优越感的汉人士大夫阶层，反而会强化满洲统治者好勇斗狠的蛮夷形象，难免招惹上凌霸无行和不尊王化的恶名。清帝之所以顾虑过度夸耀武功会带来负面影响，不排除其思维仍受限于宋代忌谈以“地”系“统”的惯例。清帝在阐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时常常不遗余力地为其罩上道德的光环，臣子对皇上的心思往往心领神会。清朝皇家举行科举考试时，也会不时涉及“正统性”与军事攻防之关系这类话题。
由此可知，清帝建构“大一统”思想框架，一方面用复古考证的方式揭橥其疆域广大之古义，为清朝统治消弭南北夷夏界线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又标榜对宋明理学道统的继承性，把“大一统”的军事征伐行动赋予柔性的道德涵义，从而为清朝的王权统治奠定较为均衡的政教意识形态基础。
二、从“攘夷”到“尊王”：清帝如何解读宋明理学要义
“圣人不必出于一地”是雍正朝头号思想犯曾静因谋反罪被关进大牢后，说出的一句颂圣的马屁话。曾静承认圣人称号不应全由关内之人独享，圣人也有几率诞生于关外。这分明颂扬的不是汉人君主，而是曾被他鄙视为“蛮夷”的满人皇帝。
实际上，“圣人”诞生只能限于“中国”之地的看法在宋代就已极为流行。可是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他却未予深究，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土君王并不守德行义，是否仍有资格继续位列“正统”，边野地区的异族即使慕仁向善，是否也始终没有获得“正统”的机会。雍正帝正是从这个论证盲点切入，最终突破了曾静的心理防线。
至于说到满人的“夷狄”身份问题，雍正则通过给舜与文王都贴上夷狄的标签，为自己获取“正统”制造说辞。雍正指出，孟子早已说过，舜与文王都不属于纯粹的华夏人种，两人身份不过只是东夷西夷之别而已。雍正还不惜借孔子之口，为夷狄有缘成为君主的观点张目。经过与雍正帝的反复切磋辨正，曾静从回归《春秋》本义出发，渐渐领悟夷夏之别不以种族划分，圣人出身不以地界为限的道理。
更为重要的是，雍正帝在与曾静反复进行的诛心较量中，终于锁定了“正统”继承的最优对象。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雍正留下的文字，就会发现，其中对清朝“正统”来源最为有力的申辩，其目的并非接续宋朝正统，而是要恢复元朝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声誉。雍正为元朝正名，把清朝的“正统性”与蒙古统治历史衔接起来，有利于讲述出一套满蒙前后入主中原建立“正统”的新故事，这条线索既可以承接唐宋明等一脉“正统”，又可使满蒙这些本属“蛮夷”的异族在其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亦能特别突出元清两朝统治地域恢弘广阔的“大一统”优势。
前人解读《大义觉迷录》多已注意到雍正如何激烈指斥曾静“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的论调。但多数学人尚未意识到，雍正阐释“君臣之义”，并没有一味拘泥宋明理学家法，而是对理学的核心命题“五伦”精心进行了改造，甚至不惜颠倒“五伦”次序，重加表述。
“五伦”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里，孟子首先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际关系。后世儒家基本没有越出孟子的说法。宋代理学家在排列“五伦”之序时，一般都会把“父子关系”摆在“君臣关系”的前面。可是在雍正帝对曾静案的出奇料理中，“五伦”关系的排序却遭到了根本性的动摇。
雍正首先抓住曾静供词中“抚我者后，虐我者仇”这个说法展开绵密分析，回击曾静的观点。雍正从基本的亲情关系出发，深入阐发这套谬理，他指出自古以来亲情之间互相隐恶才是孝道的表现，更何况是君臣关系。这番彻底逆转了宋明士阶层与皇帝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君臣之间“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约束机制至此彻底失灵。
三、《春秋》释读与帝王经学
清朝帝王欲立“正统”，绕不开诠释《春秋》经义这一关。清朝皇帝特别重视《春秋》的编纂释义工作，自康熙至乾隆朝持续纂修了《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和《御纂春秋直解》等释经之作，形成了独特的“帝王经学”诠释体系。
因“春秋”的核心主旨分“尊王”“攘夷”二端，各朝对《春秋》这两层义理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和《御纂春秋直解》这三部官修经书的体例和内容编排有较大差异。《汇纂》是先列《春秋》原文，然后简短摘录《左传》《公羊》《穀梁》《胡注》这“四传”的注疏文字，再附上评论。《日讲春秋解义》因是经筵御讲教材，在《春秋》原文后编排了相当繁复的“三传”引文，与《汇纂》的区别是胡安国注释没有单独列出，估计是经筵讲官尽量想让康熙接触了解“三传”原典内容，以期达到自然呈现其原义的效果。乾隆时期编纂的《御纂春秋直解》则完全不引“三传”和“胡注”原文，在《春秋》原典的每个条目下只列出简要评论。
对于清帝而言，如何叙述楚吴秦等国的历史十分重要，直接关涉满人的身份认同与“正统性”的建立等问题。康熙帝对宋代《春秋》学心存疑惑被乾隆帝看在眼里，他在给《解义》做《序》时就直接指斥胡安国“以义理穿凿则非义理之真，而于圣人笔削之旨未能吻合明矣”。雍正也认为《解义》系“廷臣当日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是以迟之又久，未尝宣布”。乾隆监修的《御纂春秋直解》基本延续了《解义》的“尊王”思路，继续淡化《春秋》“攘夷”色彩。
《春秋》之所以与一般史书有别，在于其中所含微言大义往往隐晦不明，历朝历代对孔子原义的诠释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正因前代对《春秋》义旨的解释无法统一，恰恰也为清帝重新树立新的诠释规则，构造出一套斧钺交加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清帝的《春秋》解释业与其所构造的帝王历史观形成了高度契合。与其祖父辈有所不同，乾隆帝亲自主持了一系列历史经典著作的释义工作，披阅审定《资治通鉴》及《续编》《三编》，并汇集自己所撰眉批，编纂成《评鉴阐要》，以钦定历史观的名义颁行天下，作为全体士子判断历史成败是非的标准。
四、结 论
历代士人论述“正统观”之义皆无法绕过对《春秋》大义的解释，宋代儒家注释《春秋》颇有歧义，北宋士人重《春秋》“尊王”要旨，南宋士人释读《春秋》则重“攘夷”之意。因清帝登基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证明非汉人族群同样具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而非汉人一族所独享，南宋儒家的《春秋》观显然不利于清帝建构适合自身特点的“正统观”。
清帝的具体论述策略是打破“以地系统”的宋明理学思维，指出圣人原不只诞生于内地，亦可出现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由此证明，满人当政不过是历朝王权循环转移的正常过程，并非一族所专有。其次是恢复《春秋》“大一统”古义，把清朝开疆拓土的功绩转述成建立“正统性”的必要条件。重新定义“正统”的内涵。
文章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原文约4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