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235。
摘要：庚子国变期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实施殖民统治，华人翻译成为华洋沟通的重要渠道。当时各国占领区内，德界骚扰最甚，德界华人翻译的表现相对而言更引人瞩目，毁誉也最甚。出身伶人家庭的德文翻译程遵尧，在此期间多次挺身而出与洋人周旋以保护德界华人，其后更领头倡办德界华捕局、苦力局，极大缓解了德界华人居民的生活困境。此外，程遵尧还曾参与庚子议和。程遵尧的所作所为使其在德界华人中赢得了声望，也获得了清政府的奖励。庚子后，程遵尧及其家族在西学大张的时代中如鱼得水，迅速改变了其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地位。
一 程长庚之孙
程长庚（1811—1880），名闻檄，字玉珊，又字长庚，寓号四箴堂，安徽潜山程家井人，被誉为“京剧鼻祖”“伶圣”，长期担任三庆班主，并被推举为“精忠庙首”，是咸同年间“北京剧坛众望所归的盟主”。程长庚有两个嗣子，“一个是养子章甫，一个是从子章瑚”。宋风娴《名伶世系表》亦称长庚有嗣子二人，“长子章圃谱名寿，工老生，后改文场。继先为章圃之长子，谱名遵孔，改名云，工文武小生”，“章瑚为长庚之次子，谱名燮，入仕途”。查阅程氏族谱，确有名为“遵孔”者，《（井股）程氏支谱》卷4载：“遵孔，字继先，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二月二十四日酉时生。”遵孔之父名“知首”，所谓“谱名寿”大概就是“首”的同音之误。知首之父，名“闻菘”；闻菘之父，名“祥见”。祥见与程长庚之父祥溎为亲兄弟，均为发清之子。其实，知首、遵孔父子较之章瑚、遵尧父子，在血缘上与程长庚更为亲近。
程遵尧虽未进入伶界，但其所入之同文馆，在当时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去处。也许在程家看来，只要能够摆脱伶界，即便是一般人瞧不起的同文馆，也是可以接受的。程遵尧的两个弟弟程经世、程经邦也都入了同文馆，“兄弟三人乃程长庚之嫡孙，但永远不敢认他为祖父，亦不敢认程继先为弟兄”。
二 德界华人翻译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京城为主要的侵略国军队分区占领，凡“居住某国地界”之铺户住户，均要在门前插白旗一面，旗子上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当时各国占领区内，德界骚扰最甚。在联军占领北京城的最初一段时间，程遵尧多次受德界街坊住户之托，向德国驻军赠送礼物，以换取洋文护照。身为北城御史的张兆兰，当此之际也只能依赖“精习德文”的程遵尧以保护身家财产。时任中城御史的陈璧，在此期间也曾得到过同文馆学生齐如山的帮助，以摆脱窘境。
不少华人翻译在此期间飞扬跋扈，以致“至勾结匪类，讹诈官绅商民，掠取财物”，也确有其事，仲芳氏的《庚子记事》便记载了这类华人翻译的诸般劣迹。德国占领军最初任命“翻译官柯达士为知府，专管德界事宜”，本身便带有报复的意味。柯达士（Heinrich Cordes）原为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翻译，克林德遇害时，柯达士即在其左右，亦受重伤。由柯达士管理德界事宜，德界华人的境遇可想而知。这种纵兵劫掠以惩罚中国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德界居民纷纷迁往他界，他界地面日渐繁荣，而德界一片冷清。为了挽回面子，德军就拿一些恶名昭著的华人翻译开刀。巫小山、翟治平等华人翻译，就这样成了德军掩盖自身恶行、抚慰民心的替罪羊。
三 程遵尧与德界华捕局
庚子年八月三十日，恽毓鼎与黄思永等中国官绅与美界领兵官会晤，商议“每巷添设中国巡捕二名，司稽查奸宄，扫除街面；又设灯夫一名，司夜灯点息”。在美国人的力推下，一些居住在美界的华人官绅开始参与到“维持市面”的工作中来。闰八月初五日，协巡公所在南横街奉直八旗义塾成立，“专办美界地面交涉事宜”。
美界协巡公所成立后，德界居民颇羡之。显然，协巡公所的成立，对于德界官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或启示。闰八月十二日，宋廷模“取美国告示与程少棠商，欲与德国兵官看，议求保护民生之法”。闰八月二十日，宋廷模又到程遵尧处，“商送德国礼物，保护居民”。
华捕局的成立主要还是源于德国人的首肯，其间应该也有中国官绅“默为转移”之功，而德国人转变态度，可从其更换德界管理者看出。
华捕局的创办和运作，清政府相关机构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幕后推手。联军破城后，清廷中枢虽仓皇西逃，但陈璧等地面守土官却仍按照原有的治理逻辑，固守本职，只是“目下京城地界尚归各国暂管，尤须与各国通融筹办，连络一气，方免窒碍”，于是协巡公所、华捕局应运而生，由一些绅士出面主持，与洋人交涉联络，而五城则于幕后操控。在这份正式公文中，“通晓德文”的程遵尧居于华捕局创办绅董的领衔位置。该公文还特别指出，“德兵驻所颇难联络”，而“遵尧精通德文”，显然程遵尧是华捕局能够成立的关键所在。这是清廷官方对程遵尧在华捕局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可。至于德界居民，更是将华捕局的成立等功劳都记在程遵尧头上。
余论: 庚子国变后的程遵尧及其家族
庚子后，程遵尧虽被授为汜水县知县，但从未出京做官，一直都在京城任职。根据清末缙绅录之类的书籍，光绪三十年（1904）第四季度，程遵尧的名字出现在商部衙门，任职会计司郎中，出身则是官学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商部改制为农工商部，而在缙绅录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一季度的记载中，程遵尧列名在农工商部衙门下，仍为会计司郎中，至同年第三季度改为农务司郎中。程遵尧在这一职位上大概一直干到宣统元年（1909）年底，在宣统二年第一季度的缙绅录中，程遵尧的名字已出现在外务部衙门候补司员栏中，官职仍为郎中。在任职于农工商部时，程遵尧还一度出任“崇文门正副监督所派前门坐办”。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两年，程遵尧一直任职于外务部，宣统辛亥年第一季度升为外务部衙门丞参厅参事，直到清政府覆灭，程遵尧的官职一直停留在这一职位上。进入民国后，程遵尧一直在外交部任职，担任交际司佥事，并多次出任外交官领事官考试襄校官，并分别于民国2年（1913）获颁四等嘉禾章，民国7年获颁三等嘉禾章，民国8年获颁四等文虎章，民国11年获颁二等嘉禾章。
程遵尧的两个弟弟在仕途上也不遑多让。程遵尧家族后裔不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国内教会大学，就是留学比利时、德国，这与程遵尧兄弟就读于同文馆并留学德国，可谓是一种新家风的传承。不同的是，在庚子国变之前，程遵尧兄弟的选择并非士人正道，而是他们作为伶人家族成员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一种自甘边缘且为人所轻的选择，当然相对于伶业这种“贱业”，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往中心靠近了一些。庚子国变后，尤其是科举废除后，整个社会的价值序列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学习洋文、留学外国，由士人的边缘选择一跃成为跻身新贵的关键所在。程遵尧家族得其先手，又适逢其会，一举从社会的边缘位置跃迁至中心地带，成为清末民初的新贵家族。从“伶圣”程长庚到外交专才程遵尧，短短三代人，便实现了一个家族从边缘到中心的蜕变，其间固然有程氏家族数代人的力争上游，但更重要的还拜近代中国极富戏剧性的世事变迁与世风剧变所赐。其中，庚子国变正是一个关键节点，而程遵尧在庚子国变中的所作所为，以及北京官绅商民对于程遵尧的借重乃至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一个新时代开启的端倪和预兆。
文章摘自《史林》2020年第5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