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华炳，浙大城市学院。
摘要：依据瑞安建置沿革，瑞安人出国可溯自南宋。在近代尤其20世纪以来，形成群体化乃至家族化图景。从近现代档案和民间原始文献中，可以分析出近代瑞安海外移民呈现有多维面相：留学与谋生成为出国的两股主流，日本与欧洲成为主要移民目的地，西部山区农民和东部城镇手工业者是移民主力军，做苦力、提篮契卖是最常态生计。而日本关东大地震和“二战”及战后遣返事件，改变了他们的出国进程与格局，成为近代瑞安华侨变迁的两个重要分水岭。文章同时认为，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以侨乡涉侨档案为主的地方档案，并与其他原生态文献互证浙江华侨的历史演进，是开展华侨史研究的必要路径，亦是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
2017年以来，笔者在主持创建浙江省第一家华侨历史博物馆瑞安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过程中，查阅到不少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涉侨档案，同时征集到一些十分珍贵的原生态华侨史料。解读这些涉侨档案和民间文献，不仅可以更为直观、真实地感受近代瑞安华侨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更为深层、全面地再现他们的群体变迁。
一、瑞安沿革及华侨史略
瑞安，天瑞地安也。自三国吴初始建罗阳县至今，已有1700多年。唐天复二年（902）始称瑞安，并沿用至今。宋时属两浙路温州府，明景泰三年（1452）“划义翔乡五都十二里之地归泰顺县”。清朝，瑞安县属温处道。民国三年（1914），属瓯海道。1948年1月，“划大峃玉壶等10个乡（镇）归文成县”。1949年9月，瑞安县人民政府成立。1958年文成并入，1961年又析出。1987年撤县设市。依此建置沿革，瑞安县境的民众最早出国可以追溯至南宋。继此开拓者之后，由于闽浙沿海城乡不断受到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侵扰，以及防范郑成功进攻等原因，明清两朝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措施及近百年的闭关政策，结果导致从明朝至鸦片战争的400多年间，除有过短暂的海外贸易开放阶段，瑞安人移居海外的活动几近中断。
1840年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地处东南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的瑞安人重新获得出洋机会。县境内出现较为明显的出洋情形是在1877年温州开埠后，移民海外“呈现一种缓慢式上升、阶段性高潮的整体攀升趋势”。尤其是进入20世纪，逐渐产生了连锁性、规模化移民，并形成三次出国高潮，继而构建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瑞安华侨百年史。
二、近代瑞安人出国性状
瑞安是浙江省传统侨乡，也是中国重点侨乡之一。其之所以拥有丰富的侨务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近代乡民闯荡出国的移民实践积累，特别是民国时期移民海外行动塑造了瑞安华侨的群体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国人的日本观开始转变，晚清政府亦因此推行“新政”，加之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有利政策和留日的客观便利性等因素，尤其是在温州地方官员与开明乡绅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支持下，温州地区一批怀着“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负笈东洋深造。而其中，瑞安籍留日学生独领风骚，人数占温州留日生总数的2／5，达到50多人。
清末瑞安留日学生群体所习学科广泛，尤以军事、法政和师范专业为主。自费生占相当比重，女性留学生的出现异常耀眼。这批“留日军团”归国后，活跃在地方和中央的各级机构、社会经济或文化教育等行业，为近代浙江特别是温州教育近代化和瑞安近代工业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瑞安人留学、游学、出国考察的活动接续不断，而且求学的国家、专业及层次，都有显著扩展或提高。民国瑞安籍留学生在海外求学，不仅专研学问，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或组织社团或创办刊物或协济华工。他们回国后积极报效祖（籍）国，并陆续成长为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专业领军人物。
近代出洋的瑞安人绝大多数为失地、少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主要来自玉壶、湖岭、陶山等西部山区乡镇，还有一部分来自塘下、城区等东部平地的小商人和贫苦知识分子也加入移民行列。笔者通过解析瑞安档案馆藏1959年3月的《瑞安县华侨国内外分布情况登记册》等卷宗，可证实近代瑞安华侨群体具有如下实态：海外分布遍及亚欧非美各洲；境内输出地呈现哑铃状分布态势；出国最高潮产生于1930年前后；职业以做工为主，餐饮、商贩次之。
近代瑞安华侨的发展进程深受祖国和侨居国政策乃至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他们的命运甚至生命时有为居住国的非常事件所左右。日本关东大地震改变瑞安华侨出国方向。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在地的瑞安华侨自然也遭受天灾。然而，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当地军警和暴徒在震灾中肆无忌惮地驱赶、殴打甚至屠杀华工，幸存者则绝大部分被遣送回国。受上述惨案的恐慌效应和中日民族危机加剧等因素影响，1920年代中后期的瑞安人出国目的地发生重大转向，南洋、欧洲成为主要选择地。
“二战”及战后遣返改变瑞安华侨出国进程。爬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1945－1949年有关“旅意大利华侨二次大战损失赔偿”卷宗发现，“二战”期间意大利华侨约有1000多人，大多数来自青田、瑞安。翻阅其中的“中国留意侨胞战时损失调查表”，可以真切感受他们当时的周遭与处境。“二战”结束后，根据华侨们自己的意愿，或留在意大利，或依照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安排，统一乘船遣返回中国。大部分华侨在登记“以后计划”时，选择“急要回国去”。
三、余论
“没有可资信赖的档案文献史料，一切都只是推测和想像”，而“华侨档案文献形成于晚清民国时期”，所以，华侨档案之于近代以来的华侨研究的作用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的浙江华侨研究者应该与浙江各级档案馆尤其是侨乡地区档案馆通力协力，以有效研发涉侨档案，并抓紧征集涉侨实物、文书、书信、契约、族谱等原生态民间文献。由此，既可以构建丰富的浙江区域特色华侨档案资源，以“打响侨乡档案文化品牌”，又可以拓展浙江华侨史研究的常规路径，以弥补浙江华侨研究尚存的空白与空档。
文章摘自《浙江档案》2020年第9期，原文约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