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小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200062。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民间慈善救济公益活动事业中，清遗民群体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民间慈善救济事业中竭尽全力进行社会动员，并以出售个人书画作品、藏品等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本文以清遗民代表人物罗振玉并主持的1920年“京旗赈灾”为例，以近年来新发现的诸种相关新文献为依据，厘清罗振玉从事慈善活动的家庭与社会因缘、赈灾手段等内容，着重揭示此次赈灾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在还原罗振玉慈善家身份的同时，进而探讨“京旗赈灾”在中国现代慈善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清遗民群体与民初时局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上海图书馆藏罗振玉手札》《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和《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的整理与《徐乃昌日记》的影印出版，关于罗振玉赈灾的相关实务，特别是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罗振玉发起“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等诸种善举得以细节具见。现代慈善救济强调“标本兼治”，即把救急治标的赈济之举与防灾治本的民生建设相结合，研究者往往将1921年秋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及后继活动视为这一理论的最初践行者，其实1920年的“京旗赈灾”及“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标本兼治”的系列慈善活动尤在华洋义赈会成立前，“京旗赈灾”践行现代慈善救济思想的先路之功不应被忽视。再者，“京旗赈灾”由于关联清遗民与北京旗民这两个特殊群体，所以这一慈善救济活动中既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憙，也隐藏着清遗民群体在民初政坛上欲说还休的政治诉求。凡此种种，皆是本文需要着力揭示的。
一 罗振玉的慈善因缘与赈灾手段
罗振玉在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的善举而被柯劭忞称为“今之佛子”，追根溯源，除了儒家教育中“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的浸染，罗氏家族对慈善事业的身体力行，其师友如经元善、刘鹗、盛宣怀等人在慈善活动中的垂范作用，凡此种种外在条件，对罗振玉后来从事慈善活动无疑有一定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当然，要在慈善事业上修成正果而被历史铭记，最终还是要有付之实践的具体善举。如何才能保证善举的具体实施呢？一般来说，作为慈善家的必要条件是应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否则空有满腹的仁爱之情，是成不了慈善家的。那么，罗振玉的经济情况到底怎样？他三十岁从淮安出来打天下，所带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担行李而已，后来事业做大，经济好转，但食指渐多，且罗振玉又有好古收藏之癖，所以日常生活中时常入不敷出。尽管经济上“力不副心”，但罗振玉的“广厦大裘”之志未曾稍减，那么，他用于“活天下灾黎”的赈灾资金又是从何渠道而来的呢？从新发现的《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的记载可知，“鬻字、出售所印书籍、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是罗振玉筹措赈灾资金三种手段。
二 “京旗赈灾”始末
在1920年冬季的华北赈灾中，罗振玉身影极为活跃。一方面，他将变卖“书画金石拓本”之所得慷慨捐献给京旗“灾黎”；另一方面，又“邀集京津同志”共襄赈灾善举，并积极奔走于京津沪三地，努力劝捐，在获得巨额善款捐助后，对京旗“灾黎”的救助事业进行系统规划，富有创见地设立“京旗生计维持会”这样的现代慈善教养救助机构，以谋京旗生计的久远之计。
“京旗赈灾”当是针对京旗这一群体而进行的专项施救，尽管在罗振玉、柯劭忞等人伸出援手时已申明“本会专谋维持京旗贫民筹设各种生计，俾得自食其力为宗旨，不关系政治”的宗旨，不可否认是他们与京旗之间仍有着一层“大清旧人”的情谊认同。而罗振玉等人之所以选择“极贫京旗”来施救，尚有一层原因是，此次灾情之浩重，实非普通人力所能及，若不缩小范围进行专门施救，实难见效果。从罗振玉的慈善救助生涯来看，他绝非只是有选择地救助旗民，如在1924年“豫赈”中都是“有善无类”，一视同仁施救的。
事实上，当罗振玉、柯劭忞等人一旦确立以“极贫京旗”为施救对象后，并非不知道他们所面对任务之艰巨。赈灾首先之事是筹款，罗振玉个人筹款助赈之事实在上节已多有提及，新发现文献《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则有更全面与细致的交代。
在“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都“不得巨款”的情况下，筹款之策最终还是落实在开展览会出售罗振玉私藏的法书名画及珍贵金石拓本这样的“长物”上，收获颇丰，并由此奠定京旗赈灾的基础。在获得两万多元善款后，罗、金二人才得以实施他们的赈灾计划：“乃以二千元充豫振，以万八千元充京振”，而“邀集京津同志，设北京拯济极贫会以施急振，设‘京旗生计维持会’以规久远”一事，实是随着灾情日重与同道中人渐多始有此提议。由私人性的赈灾行为升级到鸠集同道的群体举动，甚至设置机构进行成规模、系统性的赈灾，既是形势之使然。
施赈不但有区域分工，还确定每个区域的具体负责人，使得大家能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同时，因善款不是一步到位，所以施赈的区域也区分了先后缓急。从这些安排可见罗振玉主持的“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计划周密、组织严谨，也保证了赈灾活动最终能较为圆满地完成。同时，也要看到“京旗义赈”中与罗振玉并肩施济的诸多同道中人的奉献与努力，以及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其他慈善组织的互助。
综上可知，在厘清1920年“京旗赈灾”的起因、过程后，罗振玉作为发起人与主持人的首善之功自不待言，还得到一批与“极贫京旗生计拯救会”性质相似的慈善机构大力支援，最终才能取得“京旗赈灾”的成功。
三 “京旗赈灾”的遗产
在1920年秋冬间的华北赈灾救援活动中，罗振玉所主持的“京旗赈灾”活动只是众多慈善施赈活动中的一支，只是，由于罗振玉及其同道计划周翔，对象明确，任事者全力以赴，施救效果相当成功。可以说，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慈善活动中，“京旗赈灾”慈善救援活动实绩杰出，遗产颇丰。
遗产之一是举办展览会出售金石书画展品成为民国学者、书画家及收藏家等知识人筹款义赈的主要方式。另一遗产就是“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这一慈善机构。“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本是为1920年“京旗赈灾”而创设的，赈灾结束后继续开展相关慈善事业。尽管“京旗赈灾”中“以图根本救济”的工赈事业陷入停顿，“京旗赈灾”在中国现代慈善史仍然有着别样的意义。
最后，“京旗赈灾”与民初时局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以为在“京旗赈灾”这一慈善活动在创设与开展的过程中与政治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京旗赈灾”组织者与主要参与者罗振玉、柯劭忞、冯煦、宝熙、方若、文海、徐乃昌、陈夔龙、李钟凯、商衍瀛、奕元、郑孝胥、沈曾植、荣深等人，不但曾同为前清官吏，而且进入民国皆不出仕，他们这种以清遗民自居的身份认同背后其实潜伏着共同的政治认同，换言之，真正发起与推动“京旗赈灾”进程的其实是一直对民国政治持批判态度的清遗民群体。他们“愚忠”的政治态度代表一股与世相违的保守主义，这一群体在1917年宣统复辟中曾一度登上历史前台，旋又被逐出民初政治的主流地带，以至于在较长时间内被打上“遗老遗少”的负面烙印，从而使得我们很难以公正态度来看待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所幸的是，本文对“京旗赈灾”事件的还原提供了重新认识清遗民群体及其在民初时局作用的机会。以往研究对清遗民群体的讨论多侧重于政治与文化层面，甚少有从经济或社会活动层面去探讨这一群体者，“京旗赈灾”这一案例则我们看到民初的清遗民群体不但有着相当社会活动与经济动员能力，而且他们在慈善活动中的担当与奉献可以校正过往对这一群体认识的偏颇之处。
所以说，1920年罗振玉所主持“京旗赈灾”的成功不但部分挽回了清遗民群体因宣统复辟而受损的社会声望，他们对民生的关怀与贡献也一定程度上舒解了与民初主流政治的紧张关系，并由此为北京旗民的生存及未来重拾信心。
文章摘自《史林》2020年第5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