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崇，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徐世昌离任东三省总督，补授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尽管徐、锡人事变动不乏个人使力因素且皆与驱袁事件脱不了干系，但整体看来，实为载沣斟酌其时政治局势做出的正常人事调整。徐世昌离东内用，长远原因是其东三省施政屡遭时论指斥，驱袁事件则客观上加速了其请辞步伐并营谋内调。清廷内用徐世昌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顺应舆论要求且顾及了徐氏情绪，并能以徐氏之才补邮传部尚书空缺，同时又有监视督导之意。是举体现出在光、宣之交权力交接以及老臣凋零的时代背景下，载沣致力于消减驱袁之后弥漫于官场的不安情绪并培植枢臣人选的努力和追求。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自律的品行、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蒙古旗人身份、“平日不附项城”等因素，则增添了重要砝码。
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政治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人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治国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人事变动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人事变动，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政治局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人事变动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 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政府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改革、发展工商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舆论不乏叫好声，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改革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舆论及言官仅通过短暂观验即对徐世昌施政漫加指斥，此对徐氏显属苛责。事实上，各种指斥言论更多展现出时人对东北局势的焦虑情绪，并非立意于全面真实反映徐氏施政，然此种舆论氛围无疑会对政府人事决策产生影响。与此呼应，八月间清廷电命徐世昌晋京，有舆论推测徐氏此行“留京入阁亦未可定”。徐世昌八月二十三日抵京，九月十九日返回东三省，在京期间蒙慈禧召见六次。尽管徐氏施政颇受时论指斥，但慈禧则给予他充分信任和鼓励，在召对时更宽勉有加。
尽管徐世昌北京之行颇得慈禧安抚，然言官指斥并未因此稍停，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光绪三十四年，舆论涉及徐世昌的报道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基本倾向，既有关于徐氏施政举措的消息，亦不乏对其施政之偏的揭露。
二 丁未、戊申年间云贵总督锡良三次请辞
光绪朝最后两年，与徐世昌同样不安其位的还有云贵总督锡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十九日，上谕“云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并要求“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
锡良出任滇督仅两月后即奏请开缺锡良督滇不久即奏请开缺，似与当时官场传闻他将调任直督有关，此传闻势必加重其不安滇任的心理。锡良第二次请辞，则与言官弹劾有直接关系。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革命党在云南起事，攻占河口、南溪等处，“几成燎原之势”。对此，清廷着锡良“交部议处”。被指责不懂军事以及军功被抑，致锡良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奏请开缺。综上，由于施政为难、官场倾轧、言官弹劾以及病体、朋僚劝言等原因，锡良在滇督任内接连奏请开缺。清政府或允辞或酌调，已成必然之事，这就为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埋下了伏笔。
三 驱袁事件后徐世昌请辞与锡良调直传闻
载沣主持朝政后，出于打击和削弱北洋势力的目的，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足疾”为由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就袁世凯重要盟友徐世昌而言，他在驱袁事件后有所行动实属难免。宣统元年正月六日，徐世昌以病体为由恳请开缺。徐世昌请辞固受驱袁事件的影响，但驱袁事件并非唯一致因。事实上，徐氏请辞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三省施政艰巨棘手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面对东三省施政方面的诸多困境，徐世昌请辞实为迟早之事，而驱袁事件则加速了其请辞的步伐。在请辞同时，徐世昌又加紧运动枢臣以求内调。但从情理推论，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四处使力势属必然。需指出的是，奕劻在徐世昌内用一事上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过高估量，此和奕劻曾极力反对载沣驱逐袁世凯但最终亦未能阻止之事属同理。
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请辞并营谋内调，展示出其并未被动等待政府措置而“以退为进”的策略考量，对此载沣无疑心知肚明。
与徐世昌请辞同一时期，外论纷传袁系重要人物杨士骧将离任直督，其职由滇督锡良接任。此时杨士骧病恙在身，清廷对其并未采取行动，锡良调任直督又成泡影。
徐世昌请辞被拒，锡良调直传闻破灭，似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邮传部尚书陈璧遭革，次日清政府即颁布以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李经羲补授云贵总督的谕旨。表面观之，此际朝令之变迁颇显突兀，然细绎之则又合乎情势，集中反映了摄政王载沣对光、宣之交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四 摄政王载沣对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载沣上台主政后，首先要考虑的即是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现实情势是，载沣主政后，除徐世昌、锡良等重要督抚不安于位外，更面临枢机老臣不断凋零的严峻形势。
虽然徐世昌东北施政颇遭时论指斥，然其行政能力并不能因之否定。与培植中枢人才交错呼应的是，载沣亦要站在全局高度，考虑如何稳定驱袁后中外关系稳定以及袁系势力的情绪。如此，载沣对待袁系人物事实上是革、用并行，并非以人物派系定取舍，在他看来可以有效破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和猜忌，并能够起到安抚北洋势力的积极作用。
基于滇政为难、人事阻滞以及病体等多重原因，锡良始终不安滇督之位，更动职务已成必然之势。究其因，除锡良与袁世凯保持相当距离及其屡次请辞对清廷人事决策产生影响外，根本上缘于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的信任和赏识。此外，徐世昌施政好铺张，而锡良则素以廉洁俭朴著称，加之其蒙古旗人身份，并与铁良、那桐、荣庆等京中大佬过从紧密，无不增加其调任东督的砝码。
五 结 语
作为光绪、宣统之交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包括徐世昌离东内用、锡良离滇调东两部分，步调大体一致，虽不乏偶然性因素，但更有内在统一性。从宣统年间政局大势以及东北、云贵省域局面综合观察，此次人事变动是载沣综合考量徐世昌、锡良行政能力和个体诉求，及维护政治局势稳定和政治生活正常运转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合乎情理的正常人事调整，与其时政治局势、中外关系状况以及主政者、当事人主观倾向等因素皆有密切关联，并非主要出于集权目的的权力斗争。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原文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