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要：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身处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当时饱受诋毁，却被后人视为先知，最能体现一种正在发生发展之中的根本性转变。如何因应满汉和中外两大矛盾相互缠结的大变局，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郭嵩焘善于从根本处认识和思考问题，既回向经典去寻找思想资源，也从西方的经验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他提出了一个立章法以变风俗的在地治理模式，以“通绅民之气”的取向达成地方安则上下相安的局面，使中国由衰转盛。最重要的是，郭嵩焘立足于“道”的高度，开后来从文化竞争看待中西交往的先河。他强调中西相通而非相异的一面，在一个崇尚物力的时代，开辟出一条回归政教人心的新思路。
一、郭嵩焘的时代
郭嵩焘的主要事功是在咸同年间到光绪初年的二十多年里，这段时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明清无大差异，其中一个共同问题是人口激增，尤其清代版图大增，进一步凸显了广土众民与小政府之间的体制性紧张（tension）。如果不依靠在地的士绅，连维持常规的治安秩序都感困难。然而绅非铁板一块，劣绅乃常见而不稀见。清与明的一大不同，便在于持续制约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官绅民之间的关系从来带有某种紧张，在一个因承上启下的士绅受到压抑而缺乏教化和楷模的地方，顽悍者的“嚣然”可以针对官方，也可能针对士绅。结果是绅士缺位则盗贼横行，绅士上位又不得不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惟太平天国所揭示的清朝既存基本矛盾并不止此，它更明确提出满人是夷狄，汉人当共逐之，点醒了满汉差别的存在。晚清朝野做出的是一种安内然后攘外的选择，其重点在内不在外。对郭嵩焘而言，外是内的延伸，攘外应先安内。
二、君子务本: 返本溯源的求索
经过太平天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天下大乱，任何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皆知从朝局到世道人心都出了严重问题。郭嵩焘上下求索的，就是这个乱世何以出现，以及如何由乱世返治世。而其取向，则是返本溯源。郭嵩焘未必预料到要家居八年之久，所以他具体研治经典的多少，不必是谋定而后动，却也有一以贯之的宗旨在。
郭嵩焘认为民风与吏治息息相关，当以在地的绅民关系融洽为基础，使人心、风教良善，于是地方安宁，然后自下而上改善吏治。这应当就是三代圣人所追求的“安民以安天下”的取向。“通绅民之气”正是湘人、湘学和湘军借以挽回天下的基础，郭嵩焘赋闲期间对此反复申说，常有人亡政息之感。后来他看到英国的制度，意识到或可延续湖南的取向。尤其在一个“互相残杀”的乱世，士人只能立足于长远，以“通绅民之气”来顺从民情，最后达到地方安则上下相安的局面，使国家衰而复盛。
郭嵩焘自己或许为出任疆臣做了更多准备，朝廷更需要的却是他另一方面的才能。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孤怀宏识，也确实更多体现在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上。
三、孤怀：成也洋务，败也洋务
郭嵩焘当初就是以“通达洋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而被兵部尚书陈孚恩荐入南书房的，后因在洋务上的言说举措而受谤去职，郁郁归乡，落寞终老。就身世言，似可以说是成也洋务，败也洋务。晚清的对外事务，本经历了一个从“夷务”到“洋务”的进程，郭嵩焘恰身当其时，他对此的认识也有个过程。
道光二十年（1840）郭嵩焘上京考进士落第，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对鸦片战争有了亲身感触。真正的“震动”始于咸丰六年他去上海为曾国藩筹饷，直接接触了西人。
不过郭嵩焘洋务观念的形成，也不仅靠这类身临其境的接触。道光二十三年他在辰州知府幕中与“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换言之，是中国内先不安而后外患至。这样一种从中国的失误理解洋务的思路，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异见，也必然是曲高和寡的“孤怀”。此后他关于洋务的“宏识”，大体也是沿着同一方向的深入论证，既有更多的体验，也不时上升到学理层面。
不论是郭嵩焘关于洋务的突破性见解还是从京师到乡里对他的谤议，其实都起于使英之前。这是一个过去注意较少却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反映出正在过渡的时代风貌。就郭嵩焘自己而言，西行的经验不过证实并强化了他原有的认识。
抚粤的经历对郭嵩焘后来的思考影响很大，但他对广东的变化并不十分认可。在郭嵩焘眼中，富与强有别，内与外则从来是相连的。他的观察常由外及内，而处置则由内及外。他特别强调要“先明本末之序”——“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
四、宏识：道重于器
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变化都和西方的到来有关，以往对近代史的讨论，往往把“向西方学习”视为一种“应然”。其实西方被树立为可以学习甚至必须学习的典范，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过程。而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恰在从“夷务”到“洋务”的过渡时期，是一个西方的正当性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在很多人还纠结于是否当用并非异类的“平等”眼光来看待西方时，郭嵩焘已清楚意识到正视西方的重要性。
中外交往，从来就不仅在形而下的“器”之层面，而在形而上的“道”之层面。中西对抗不仅是力量的抗衡，更是文化的竞争。郭嵩焘一生不恤清议，在洋务上大声疾呼，内心萦绕的正是对中国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失道”的忧虑。这是中国人开始从文化层面认识西方的时代思潮转捩点，郭嵩焘思想的特殊性，他在其时代的独特性，皆凸显在于此。郭嵩焘关于中西交往的“宏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从根本处认识和思考问题。这与他返本溯源的经世思路相类，尽管他在返乡治经之时思考的可能更多是内政，却也不排除同时虑及外事。
在学习西方的方向上，郭嵩焘认识到西方所长的器物是以其政教为本，从而将对西方的认识引入到了中国人更加关注的“道”的层面；而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他又摆脱了西方冲击带来的治国“以器械为重轻”的“异端”思路，力图回归政教人心这样的“正道”。两者的交汇意味着向西方学习和儒生心目中的“正道”是可以并存的。
然而新的问题出来了。当西方被认为只是“以器胜”的时代，中西学存在着明显的道器之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被清晰界定的——理论上“道”是普适于全人类社会的，但它的载体（主要是经典）只在中国，几乎等于唯中国有道。现在西方也“有道”，就打开了与中国所尊的“圣道”相合的一扇门。盖若“圣道”是天下唯一之道，则西方政教背后的“道”也应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另一扇门也同时打开，即那个可以安定国家并致富强的“道”，其实是不一样的。于是中、西之道是“一”还是“二”，就成为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
郭嵩焘似乎相信“道”是天下共遵而同一的，不为中西差别所局限，具有超越中西的普世意义。然而在他那心同理同的预设中，已隐含了一种承认中西之分的比较眼光。有没有另一种选项——不必说什么双赢，而是平心接受竞争这一常态，并在互有胜负中继续“比赛”。进而言之，竞争是中西（以及各国各文化）之间的常态甚至是固态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承认“有道”和“无道”都带有相当程度的虚拟性，则彼此之间或可以不一定相攻，而是尽可能在相互理解中和平共处？毕竟只有大家都相信并共遵同一的道，全人类才可能出现真正普适的“道通为一”。
这就引出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从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视角看，当时以至于现在的人类，真是生活在同一“社会”之中吗？晚清时的中国人或不一定思虑及此，却面临着一种或有或无、虚实之间的转换：对今日所谓“人类社会”的指称，原有的是“天下”，而新来的是“世界”，两者背后隐伏的“道”（基本价值观）或尚接近，但社会运行的规则、秩序则大不相同，且呈互不相让的态势——“天下”要求的是向化，而“世界”则常常主动化人，甚至使用强力。
五、天下、世界与民族三种论述
或可以说，晚清时期实际存在着天下、世界与民族三种论述。而郭嵩焘并非如此，他还维系着较多的天下思绪，主张本孔子“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的思路，对洋人以礼通之，以理格之，进而以理折之，总要使“理足于我”。这种讲理方式的背后，正是那种心同理同的预设。也因此，他常能秉持“道大无外”的精神，有“王者无外”的气概。
那是一个天下和世界认知互竞的时代，又渗入了朦胧的民族主义思绪。如果郭嵩焘确信中西之间心同理同，则人类社会应当是个天下道一风同的景象。然而在使西旅途中，他就感知到了西方统治全球的意欲及其实际的努力。郭嵩焘敏锐地认识到，西方文明在政和教中都具有某种主动的进取精神甚至侵略性，而中华文明恰与之相反，其政、教都保持一种专己自守的取向，与尚攻的西洋大不相同。
在郭嵩焘心同理同的预设中，已隐含了一种承认中西之分的比较眼光。而他也是因为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有一种新的认识，进而在比较眼光下更新了对中国的认识。有了西方这个参照系的对比，他更容易看出中国的问题，对天下的认知也焕然一新。看看郭嵩焘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反传统，以及他怎样因比较而得新知，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
郭嵩焘的官方身份是驻外使节，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目的明确、带着问题远行的觇国者。他所向往的天下秩序是“整齐”，他表扬曾国藩的是“整齐”，在英国看到的也处处是“整齐”。反观中国自身，使他最痛心的就是中国往往“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言，他对西方的观察，多少带有求仁得仁的意味。使西途中以及西方本土带来的震诧，包括一些附带想象的经验性观察，有意无意间与郭嵩焘原有的务本思考结合起来了。
通过洋务的眼光，郭嵩焘注意到西洋也有文野之分，其以欧洲诸国为“政教修明之国”，而中国等为半教化之国，非洲诸回教国则无教化之国。主张政教为内外之本的郭嵩焘，因西洋有政教而发展为西洋有道，又进而据有道的西方反观中国，结果发现中国竟然可能无道，至少也失道。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所有传统的批判者，都是传统的继承人。后来者对这些深在传统中的反传统人，必须具有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
郭嵩焘在世之时就充满了“是非之论”，弃世后仍盖棺而论不定。那是一个“万物违常理”的转折时代，而郭嵩焘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从根本处认识和思考问题。如何因应满汉和中外两大矛盾相互缠结的大变局，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面对远虑与近忧的紧张，郭嵩焘更侧重于远虑，既回向经典去寻找思想资源，也从西方的经验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
那也是一个对外事务从“夷务”转向“洋务”的时代。在很多人还纠结于是否当用并非异类的“平等”眼光来看待西方时，郭嵩焘已清楚意识到正视西方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西对抗不仅是形而下“器”之层面的力量抗衡，更是形而上“道”之层面的文化竞争。他特别强调中西相通而非相异的一面，不论中外，皆当以教化和纪纲作为根本，内政修明，则外交自然有道；凡能“以理自处”者便“得道”，反之则“失道”。
我们尤其不要忘记，郭嵩焘曾借助英国“迭盛迭衰”的经历，认真思考过一个立章法以变风俗的在地治理模式。他特别强调，自古知政体者皆不“阻塞绅士之气”。故朝廷当以“通绅民之气”来顺从民情，士人则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地方安则上下相安，中国也可借此由衰转盛。
对人物研究而言，“传神”永远是第一位的。史学要求的“传神”，又不仅是传一人之“神”而已。毕竟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神韵，离不开其前后左右史事的辉映。知人与论世本处于关联互动之中，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
文章摘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