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峰，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内容提要：晚清诗歌研究的三位标志性人物陈衍、汪国垣和钱仲联，都做过大量的诗坛人物评点工作。三位前辈关于诗坛头领的不同点属，不仅反映出他们对诗坛大势的基本判断及背后的诗学宗趣，而且展现了他们对晚清诗史叙事的不同建构及其产生语境。分析、反思三代学人对近代诗史叙事的建构历程，可为调整、纠正晚清诗歌研究中“宗宋”诗史叙事泛化、“流派”诗史叙事平面化等问题提供重要启示。
一 同光“清流”与同光诗风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下文称汪《录》）和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下文称钱《录》），则分为诗坛“旧头领一员”和“都头领二员”。这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作者对诗坛大势及风气更迭的基本判断，形成了其诗史叙事的基础框架。
陈衍没有《点将录》传世，但其诗坛首领的点属，大体亦可知之。陈衍点张之洞为诗坛旧头领，绝非一时戏言，背后隐含了其对同光诗歌发展的基本判断。不过，在陈衍心目中，张氏代表的“清流”一代，也只是同光诗歌的奠基或开风气者，真正将同光诗歌发扬光大、使其独具面目的，自然还是光宣一代，故他推郑孝胥和陈三立为诗坛“都头领”。至于二代诗风的演化，则又与时代风云更迭、文化风尚转移及出身地位的不同密切相关。
短暂的“同治中兴”，曾点燃晚清士大夫的“复兴”之梦，于是，他们砥砺气节、平章国故，力图再造一个辉煌的“中兴”时代。不仅如此，在学术文化方面，他们也踵继前贤、志气昌昌，诗歌亦如是。是时会稽李莼客与南皮张香涛“互争坛坫”。虽然他们的诗学主张不尽相同，但共同表现出博采众长、力辟新境的创作倾向和“骚坛起衰”、重塑风雅的志向抱负。
不过，随着光绪七年张之洞外放，光绪十年甲申易枢，“前清流”纷纷离开都门，“后清流”逐渐领袖京师，学风取向与艺术趣味亦随之一变。“前清流”多北方人，偏于义理，喜好广博；“后清流”多南方人，乐于考据，嗜好精专。于是，“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悄然兴起，其代表人物是沈曾植。这样，同光诗歌也就由最初的“唐宋兼采”转化为“主攻宋调”，郑孝胥、陈三立等“新头领”，最终完成了对“旧头领”的“夺帜”。
二 陈三立、郑孝胥与光宣民国诗坛
汪国垣对诗坛头领的点属，与陈氏有所不同，表现出他对晚清诗歌发展的不同判断及相应旨趣。汪氏点王闿运为“旧头领”，陈三立和郑孝胥为“都头领”，以“宗宋”取代“六朝”诗风成为诗坛主流，为晚清诗歌发展的基本趋势。
王闿运代表的“六朝”诗风，虽延绵时间很长，影响也很大，但把它作为诗坛一时主流，确有拔高之嫌。至于诗坛“都头领”，陈、汪二人都点给了郑孝胥和陈三立，这说明他们对清季诗歌“宗宋”为主的判断是一致的。不过，关于郑、陈两位“都头领”的具体座次，陈、汪又有所不同。陈衍以郑孝胥为首，而汪国垣以陈三立为魁，显示出他们不同的“宗宋”旨趣。
就客观史实而言，陈、汪的点属，谁更接近实际呢？这又涉及清季民国“宗宋”诗风的演化问题，还应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光绪十五年前后，郑孝胥诗歌始独具面目。光绪二十五年，与陈衍、沈曾植等武昌论诗后，他们的诗学主张才开始产生影响。其后，郑孝胥成为最具影响的社会名流。其诗名也随着社会声望的提高而达至顶峰。与之相比，陈三立诗歌成熟较晚，至光绪二十七年才始具独特面目。因而他的诗坛影响，要晚于郑氏。而光绪三十四年，正是郑孝胥与张謇等领导东南士绅请开国会之际。此时，陈衍以郑孝胥居诗人榜首，并非完全出于“乡曲之私”，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不过，陈三立诗歌虽成熟较晚，但“散原风格”一经面世，就风行海内，在清季民初形成了与郑孝胥二分天下的局面。及至民国中后期，郑、陈的影响又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民国后，郑孝胥以逆潮流为卓特，支持“复辟”，最终更沦为背叛民族的“国贼”，这必然影响其诗歌接受。与之不同，民国后，陈三立虽绝意仕进，但并不敌视民国；虽也多与“遗老”诗文往来，但并不支持“复辟”，以至胡先骕都不赞同将陈氏归入“遗民”之列。因而，陈氏在民国仍得到高度认可。所以，形成于民国时期的汪《录》，以陈三立为魁首，虽或有乡贤之私，但也比较符合当时实际。
三 诗界革命派与古典诗歌前途
与陈、汪建构的“宗宋”为主的诗史叙事体系不同，创作于新时期的钱《录》，表现出钱仲联重构近代诗史叙事范式的努力。钱氏有意于汪《录》之外，重构晚清诗史叙事体系。与一般学者不同，除“历史事实”外，他还特别强调“发展趋势”，称舒《录》“符合历史事实和发展趋势，故我认为其观点是进步的”，即是夫子自道主旨。所谓“进步的”，从某种层面说，也是发展的、符合趋势的。所以，钱氏把“学古”的“宋诗派”，置换为“代表一时诗坛主流的‘诗界革命’诸巨子”，点黄遵宪和丘逢甲为诗坛“都头领”。
对于钱氏这种“进步”的观点，新世纪以来，学界也颇有异议。上世纪80年代，学界思想刚解放，批判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声音仍有很大影响。所以，钱《录》具有重视思想内容、使用民主革命话语的时代烙印，是很正常的事情。马卫中曾指出，钱氏评价清诗的两大基本原则是内容上强调现实性，艺术上强调创新性。就内容而言，宋诗派虽然关注民生、倡导变革，主张诗歌要面对现实，奏出“变风”“变雅”之音，但与维新革命派相比仍具保守性。艺术方面亦如此，宋诗派虽力辟余地、强调创新，但大体仍在传统范围内“守正出新”，而诗界革命派已“吟到中华以外天”，乃至开启欧化新诗的先声。这才是钱氏推崇“诗界革命派”的内在诗学原因。
至于钱氏为何形成这种诗学观，则与其诗歌研究的实践特征和现实指归有很大关系。他曾明确表示：“在学诗与治学，做诗人或是当学者的选择中，青年时代的我似乎更倾向于前者。因此，我早年的学问研究，都和诗歌艺术密切相关。”可见，诗歌创作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创作经历及创作者对作品意义重大与独具面目的偏嗜，是钱氏论诗重视内容现实性和艺术创新性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作为一位诗人学者，对古典诗歌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实际思考，也深刻影响了其诗学观。
钱氏重构晚清诗史叙事的努力，还表现在对“旧头领”的点属方面。他推李慈铭为诗坛“旧头领”，就表现出独到的诗史判断。实际上，钱氏对李慈铭的诗坛地位，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对于李氏诗歌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钱氏仍持保留态度，称其为“不能自创新面目者”。
这也说明，钱氏认为单纯的泽古深厚，并不能给传统诗歌找到出路，真正代表诗歌发展方向的是诗界革命派。因而，李氏也只能是诗坛“旧头领”。
结 语
从三位前辈诗坛头领的点属，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对晚清诗歌发展的基本判断及论诗的主旨倾向，也可了解晚清以来近代诗史叙事的不同建构，从而为今天的诗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镜。
由于当代人写当代史，这种视角也使他们多采用一种时空并置的流派式叙事。而这种抽除时序的空间叙事，固然有利于展现诗坛丰富多彩的整体样貌，但也模糊了诗歌发展的演变之迹，使同光诗史仅描绘出一幅平面化图景，而缺少历史发展纵深。这也是导致同光前四十年诗坛价值、意义缺失的重要原因。而陈衍和钱仲联，对张之洞、李慈铭诗坛地位的肯定，就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同治一代的意义。不仅如此，这种流派式诗史叙事，沿袭既久，陈陈相因，由此带来的弊端，也不得不引起我们反思。本来，各种流派并置的叙事模式，只是一种方便展现诗坛整体样貌的叙事策略，而今天研究者，却有一种把它固化为诗歌史实的倾向。各种流派研究，越来越精致细密，而流派之间，又为了自标其异，常常分疆划界，泾渭分明。实际上，诗歌不仅是传统士大夫抒发性情的产物，也是其文雅风流的交流工具，诗人之间或有“文人相轻”，但一般也不至于判然对立，往往会相互推崇。所以，如何突破同光诗歌流派叙事的画地为牢，弥补其时间序列缺失的重要遗憾，从而不断丰富、调整对同光、乃至近代诗史叙事的建构，也是当下亟需要做的工作。
文章摘自《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