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孝文帝立皇后之前，可敦一直存在于北魏的政治体系之中，只有活着的可敦，没有活着的皇后。严格意义上的华夏式嫡长子继承制，在北魏历史上从未实践过。当华夏文化浸染拓跋政治体未久之际，道武帝以暴烈方式处置外家，创立子贵母死之制。明元帝身罹丧母丧妻之痛，引入华夏政治文化资源变革继承制度，将可敦职能一分为三：可敦虚享尊位，皇后诞育子嗣，保母抚养储君。文明太后专权，促成保母职能提前回归，起永固陵，率先废除可敦葬制。孝文改制，依华夏正典厘定后宫，激烈变革引起震荡。宣武帝因皇子频丧而重新借助保母制度，孝明帝得以顺利登位。胡太后主持文昭迁葬，可敦制度向皇后制度的转变最终完成。以可敦、皇后为代表的内亚与华夏两种政治传统推演博弈，掀起北魏政治史诸多波澜。
一 皇后谥号
道武帝追尊先祖，将 “皇帝”称号赋予前代可汗、“皇后”称号赋予前代可敦，可汗成为华夏政治传统中的皇帝并获得相应的谥号、庙号，而可敦并没有获得独立于夫君的名号。从这种意义上说，“可敦”与 “皇后”的凝合滞后于 “可汗”与 “皇帝”的凝合。既然存在这种迟滞，那么就应该正视天兴以后北魏的政治体系中可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对皇后谥号、选立仪式、诞育子嗣、身后葬制、立 “后” 时机五个方面的考察，证明道武帝以降可敦仍然存在。孝文帝改制之前，北魏只有活着的可敦，没有活着的皇后。道武帝确立子贵母死之制，加以部落离散，希望借此限制外家、保证君位继承稳定。然而这些做法毕竟是策略性的，未能阻止清河王绍弑君夺位。明元帝继承道武遗志，化权宜之计为制度保障，逆转天兴以来可敦与皇后凝合的趋势，将原先的可敦职能一分为三，赋予可敦、皇后、保母不同的政治使命。
二 明元改制
明元帝追尊刘氏，将可敦与皇后两种政治身份严格区分开，可敦诞育储君的职能转嫁给皇后，新君追尊生母是为了标识继承权，通过确立生母在前朝的皇后地位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
泰常五年（420） ，明元帝将父亲拓跋珪的谥号由“宣武”改为“道武”，这与当时流行于北魏上层的道教信仰关。无论改谥这一事件本身蕴含着多么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刘氏的“宣穆”谥号获得独立，刘氏获得与拓跋珪皇帝身份相对称的皇后身份。在此之前，与可汗相对称的政治身份是可敦，历代可敦虽得以配飨，也只是依从夫君谥号为称，以皇后正位配飨并被赋予独立谥号，是明元帝的发明。明元帝兼用北族传统与华夏因素，既荣显皇后又保留可敦。道武帝赐死刘氏，其核心在于明确继承人选，将继承人选固定在拓跋嗣一人身上。故可敦这一政治身份得以存留，既是历史惯性，也因为它有助于解决君位继承问题。
泰常五年还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姚夫人去世。姚氏薨，明元帝追赠皇后玺绶以及追加 “昭哀”谥号确立姚氏的正妻身份，算是对她生不能为可敦的补偿。明元帝的丧母丧妻之痛刺激他绕开草原传统，引入华夏因素进行变革。二是杜贵嫔赐死。杜氏之死，牵涉北魏后宫以保母抚养储君的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保太后专权。自明元帝开始，北魏有了监国制度，“以拓跋焘监国”和 “为杜贵嫔加谥”是相互配合的两项措施，以确保君位传承的稳定。明元帝确立了全新的皇储抚养制度，皇储交由保母抚养，皇储成长过程中不得与母亲相见，舅家不得与宫中通问。
明元改制，所做的是一种分离工作，将可敦原有职能一分为三，生育储君的职能转嫁给皇后，抚养储君的职能托付给保母，可敦保留原有的政治符号作用。今天在史料中能够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 “皇太后”，根源在于明元帝的制度设计。完成这种设计，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皇后地位的确立，引入新的政治资源，又不能明显破坏旧有体制，妥协的结果就是 “只有活着的可敦，没有活着的皇后”。
三 冯氏秉政
冯氏是拓跋史上最后一位可敦，然而冯氏以“太后”之称闻名后世，太和年间的诏书以及石刻史料能够确凿地证明她在当时就被称作“太皇太后”。。自常太后以降，北魏没有再出现保太后，部分原因是冯氏 “躬亲抚养”皇储，侵夺了保母职能，促成保太后的权力提前回归到可敦身上。冯氏的权力也源自她实际上的 “保太后”身份，明元帝以来北魏宫廷中逐渐成型的继承制度在冯氏手中开始瓦解。
孝文帝进行改制，却也产生了严重后果，宫闱之争引起剧烈震荡，北魏皇统几乎因此断绝。改制之后，原本被一分为三的可敦职能重聚在皇后身上，这就意味着皇后可以诞下子嗣并免于赐死，华夏政治传统重嫡不重长，北魏皇后从此可以按照新的 “游戏规则”参与储位竞争。一方面她们尽可能生育皇子，哪怕不是长子，另一方面严防其他妃嫔诞下子嗣。
迁洛之后，孝文帝频年征讨，元恂留守洛阳，“主执庙祀”。元恂在北魏的政治结构中一直很好地充当着孝文帝接班人的角色。而大冯在后宫中加紧了夺权行动，致使小冯被废、元恂储位不保危机，最终触发元恂铤而走险。
四 文昭迁葬
孝明帝，为高氏上尊号称太皇太后，开终宁陵，“迁灵榇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上尊号与迁灵榇，既强化高氏与宣武帝的母子关系，也强调高氏与孝文帝的夫妻关系。冯氏脱胎于可敦的皇后地位，无异于被追夺。孝明帝为迁葬一事发诏，言“废吕尊薄”“同汉晋之典”，北魏官方依据华夏传统，树立起高氏真正意义上的皇后地位。至此，皇后完全取代可敦。改葬高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行为，表明胡太后和孝明帝 “废吕尊薄”的决心以及对孝文帝改制的坚持。文昭改葬，迁延二纪，从宣武帝 “永言哀恨”到胡太后 “废吕尊薄”，传统力量的掣肘渐渐被挣脱，曾经确保北魏历代君主顺利继位的制度最终在华夏化的浪潮中消逝。
五 结论
严格意义上的华夏式嫡长子继承制，在北魏历史上从未实践过。北魏皇帝顺利继位，与其归因于体制进化、观念转变，不如说是策略的成功。当华夏文化浸染拓跋政治体未久之际，道武帝以暴烈方式处置外家，创立子贵母死之制。明元帝身罹丧母丧妻之痛，引入华夏政治文化资源变革继承制度，将可敦职能一分为三。自此之后，君位继承趋于稳定，偶有波折，保母或可敦会捍卫既定秩序。文明太后专权，促成保母职能提前回归，起永固陵，率先废除可敦葬制。孝文改制，依华夏正典厘定后宫，激烈变革引起震荡。宣武帝因皇子频丧而重新借助保母制度，孝明帝顺利登位。胡太后主持文昭迁葬，可敦制度向皇后制度的转变最终完成。
从过程上看，拓跋政治体由草原部落蜕变为华夏王朝，其历史被编纂为汉文典籍，纳入汉魏以来的正统叙述。从源头上看，北魏的皇帝、皇后脱胎于可汗、可敦，内亚政治传统伴随拓跋史始终。可敦、皇后为代表的内亚与华夏两种因素推演博弈，触发北魏政治史诸多环节，例如元恂北奔、文昭迁葬，这一过程曲折漫长，经历了多次反复甚至是“倒退”，北魏历史因之增添了纵深感和层次感。北朝末期的乱局，正是内亚因素与华夏因素的又一轮碰撞、激荡与融合，在此基础上，隋唐得以孕育。
摘自《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