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铁球，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华，321004。
内容提要：比限制度为清代四大催科法之首，其历经了从“十限制”到“各地灵活设限”再到“上下忙两限制”的复杂演变过程。其中“十限制”约推行了80年（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一年），要求全国通行。“各地灵活设限”推行了约81年（雍正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在这个时段，各地推行“上下忙两限制”渐成风气。不过，全国强制统一推行“上下忙两限制”则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此后终清不变，时间约为90年。但不管是“十限制”还是“上下忙两限制”时期，到各地具体执行时皆有所变异，其中“十限制”时期尤为普遍和复杂。而纳税成本、防止各种弊端以及纳税便利是推动比限制度演变的核心因素，但常常顾此失彼，法久弊生，没完没了，但总体来看，其制度越来越趋于合理。
一、清初“十限制”在全国确立推行
清顺治初年，多袭明制，各地自设比限，形式繁杂多样，没有统一规定，不过，到了顺治八年（1651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关注赋役交纳流程的规范，规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册籍”“票据”“比限”等制度来清理赋役、改造粮里制度、减少中间组织的盘剥，以期达到足额征收赋役的目的。由于江南为重赋之地，所以清政府以江南为样板地区，选择当时江南某地方政府最有效的征收方法，并经中央反复斟酌完善后推向全国。江南在明代多推行“十限制”，这为清初江南推行“十限制”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基础。清初江南的“十限制”又成为全国的模板。因“十限制”与“里甲制度”有天然契合度，故被清初中央政府选定“十限制”为全国的“期限制度”。顺治十年，白登明在江南太仓州推行截票法和十限制，史称“十限截票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开始将白登明的“十限截票法”推向全国。白登明的“十限截票法”到地方上后，屡屡得到改善，如康熙六年（1667年），娄县县令李复兴其在实行均田均役法时，在“十限截票法”的基础上推出“版串法”。康熙十年，嘉定县令赵昕将“挂比”融入“十限截票法”，又将农忙与农闲的征收比例进行区别对待，农闲时的份数加半，农忙时的份数减半，使得这个征收法更加可行。“十限截票法”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出台了较为完善的十限三联串票。三联截票是清代通行的票据制度，虽然中间曾出现过二联截票与四联截票，但最终统一定为三联截票，该票单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而未变。不管是二联还是三联以至于四联截票，在清初，截票法始终与“十限制”同步推行。“十限制”推广还表现在滚单法推行之中，并不断明确一年分为十个期限，一月又分三个小限。
二、从“十截版串”到“上下忙两限制”的推行
清代所立比限，是按类设限的，根据各地征收的赋役类别，主要有条银、漕粮、南米、兵米四类以及各类杂项，因此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串票，其中顺治十三年，清政府统一所定的“年十限，月三限”，仅是针对条银而言，而漕粮、南米、兵米等本色征收的串票，是另设期限征收。根据清初制度规定，条银征收为年30限，加之漕串、南米串、兵米串等，每纳户年交纳期限往往达到40限以上，出现了“一年四十卯”和“三日一卯”的现象，所谓的“卯”，就是指交纳的期限，而期限设置过密，会大大加重纳户的输纳成本，纳户按限交纳，每限输纳都会产生相应的交纳费用，期限越多，费用就会越多。若纳户不经过中间包揽而亲身输纳，会产生自身无法负担的费用，纳税成本会是税额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是减少限期和减少“票的张数”成为后来赋役征收改革的重点，这集中反映在“十截串”的推行与两限制三联串票的确立过程。
对于期限过密造成的问题，地方官员完全清楚，早在康熙初期，莫大勋为嘉善县令时，就采取了灵活的设限方法来应对僵硬的统一制度。以江南年30限制为样板的十限制（每1大限含3小限），推之全国，问题日益严重，早在康熙初期，许多地方督抚大臣，就开始质疑该制度的合理性。
清代不仅继续推行“一月三限”的十限制，而且还配套推行滚单制，为了减少限数，地方官员在没有触动“十限制”情况下，推出了“十截版串”，以便将限数死死规定为“十限”，废除“一月三限制”。所谓“版串”，是相对“活串”而言，在“活串”上，人户姓名与纳银数额是由柜书手工填写，而“版串”是将人户姓名与每限纳银数额以刻印方式印在串票，不能涂改，形成“呆数”，一旦纳户截走了“完票”，便表示该户该限已经完纳，无需比对完欠， 大量节省查欠成本。所谓的“十截版串”，就是由一张“票根”加十张“完票”而形成的一联十一张的版串，在这种串票推行之下，一纳户可以按一月一限一分的数目交纳， 也可以一次性完纳两限、三限以致十限的税额，交纳时，比较灵活，打破分限交纳的痼弊。
“十截版串法”的目的是减少限数、减少票数以及便于查欠，有其成本优势。不过郭琇的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响应，且当时地方官也多有非议，认为“版串”限制了限数，致使每限银数烦重。故“十截版串法”在康熙初中期没有大规模流行。
然而，到康熙晚期时，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很多地方督抚官员开始公开支持州县官员灵活设限，支持减少限数。“十限制” 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取消，雍正十三年正式推行“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制”。总之，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自康熙晚期以来，减少期限数量逐渐成为了共识，其中“上下忙两限制”开始在各地流行起来了。随着嘉庆二十年（1815年）通令全国推行“上下忙两限制”后，各地督抚，在活串与版串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从活串与版串之间争论来看，“上下忙两限制”在多数地方得到切实推行。
三、“上下忙两限制”的变异
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目前发现的遗存串票（执照），雍正以后基本上推行的是“上下忙两限制”，但也有一些地方并不尊崇“上下忙两限制”，而是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比限制来催征，其中安徽歙县便是典型案例，目前歙县遗存的执照（串票）近千张，其中一户达10张以上的有7户，时间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一般而言，某户某年的1张串票便代表1个限期，某年某户有7张串票便代表该年至少是分7限征收，其他可以此类推，因遗存很难保存完整，故根据某年某户遗存多少张串票来确定的期限数，显然还是不能明确确定，但至少可确定其最少的限数。依据上述7户执照遗存情况，我们至少知道以下几点。一是歙县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前，折色银与本色米（南米）分别立限征纳，折色银部分的串票叫“地漕执照”，本色米部分的串票叫“南米执照”，至少自道光十六年开始，折色银与本色米合在一起立限征纳，其串票叫“地漕南米执照”。地漕、南米分几限交纳，方志中没有任何记载，但从道光十五年方玉文户遗存串票来看，南米至少分为两限。二是咸丰初期，如咸丰二年至咸丰四年，歙县曾一度将地漕、南米并为1限交纳，即将原来分为2限的交纳数目并在一张串票上交纳，至于对交纳数额很少的人户而言，并为1限交纳，似乎是常态，如江积通户，全部是每年只有1张串票，即每年纳1次钱粮。三是县令不同，其推行限数常常不同，尤其是在道光二十年前，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自2限至7限不等。实际上，依据具体情况而更改“上忙下忙两限制”的州县，绝不止歙县一县。而将上下忙并为1限征收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四、结语
自明代中期设立“比限”以来，“比限制度”便是明清州县赋役征收的轴心，各地方都是依据比限的督催、交纳、查核、追征四个程序来组织赋役征收，每个程序都对应着相应的组织系统，由此形成了督催、交纳、查核、追征四大赋役征收系统。为了有效推行比限制度，防止赋役征收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票单制度体系，为了明确各纳户应纳赋役数额以及防止私派、暗加等弊而建立了“纳税通知单系统”，其对应着“督催体制”；为了迅速查核欠数以及防止侵吞、挪用等弊而建立了“截票系统”，其对应着“收纳体制”；为了明确追征的对象以及防乱征、多征而建立了“追征单系统”，其对应着“追征体制”。由于票单制度包裹于比限制度之中，因此这个系统的建立，强化了以“比限”为中心所构建的赋役征收体制，即督催、收纳、追征三大征收体系愈加强化，人员系统分工更加明确。在清代，比限制度的流变，反映了国家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冲突、调整、适应与修改的过程，清初的“年十限、月三限”制度，仅仅是依据纳税效果而定，没有考虑纳税成本以及交纳的便利，注定该制度很难在全国真正持久地开展起来，各地方会依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与修改。期限设置数量深刻影响了赋役征收的成本与效果，期限设置过密会导致纳税成本高昂等诸多问题，清代比限设置有一个从密到疏的过程。从中央规定来看，起初为年30限制，后因推行“十截版串法”而变为年10限制，再从年10限制变为“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制”，虽然该阶段各地期限数目不一，但基本都少于年十限制，于是“上下忙两限制”开始流行起来，并于嘉庆二十年定为法定比限制度。虽然多数地方推行的是中央所规定的制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根据赋役征收中的利弊得失而不断修正，甚至对不合理的进行抛弃，如康熙九年，浙江萧山县就曾推行两限制，显然是对年30限制的否定行为，但演变到最后，却成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