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87。
摘要：作为党内信息的载体，文件的传递与党组织的状态密切相关。自1927年至1931年，中共在文件印发的技术层面并没有太大突破，所面对的压力却明显增加。同时，中共采取文件逐级印发方式，各级党组织在文件印发环节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文件印发呈现以中央和省委所在地为中心、由近及远向外趋弱的效果。而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共将文件印发作为党内贯彻中央指示、凝聚组织的重要方式。因此，文件印发的组织要求与现实条件之间形成张力，影响到全党的整合效果。直到1931年，各项因素的转变才使得中共文件印发机制有所改变。
一、文件印发的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发行的《布尔塞维克》《红旗》等刊物以及各级党组织的内部通讯时常转录部分文件。中共文件主要包括决议、通告、通知、宣言、报告、章程等类别。有时文件会有上级规定的印发范围，而决议、通告、通知、宣言等普发类文件可以在党内广泛印发。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下，文件传递被作为党内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而文件印发是党内文件传递的主要形式。自建党伊始，中共就开始了文件印发工作。当时中共组织规模小，活动环境相对宽松，往往通过党外机构团体分担文件的印发工作。
中共早期的文件传递也缺乏专职交通，主要依赖邮寄与党员顺道携带。直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来往文件增多，才决定在各地地委组织部下设立交通，负责“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直到1927年8月，中共才开始筹建全国地下交通网。从各地往来报告看，邮寄依然是党内常用的文件传递方式，往往没有注意信件的加密处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不断加强“防共”“反共”举措，使中共迅速丧失了在党外印发文件的有利条件。在这种环境下，中共文件的印发风险大为提高。国民党军警尤为注意搜查中共文件，将其作为查获中共机关的重要线索。只要随身携带或在住处私藏中共文件，都会有被视作中共党员的嫌疑。因文件而暴露的案例并不罕见。这种环境对中共的文件印发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保证文件迅速传递，而且要安全保密。
尽管革命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但党组织框架依然庞大。1927年春，中共党员已经发展至5.7万人。为顺应组织发展，中共于1927年6月第三次修正党章，将党组织从原来的“中央—区委—地委—支部”四级层级改为“中央—省委—市县委—区委—支部”五级层级。尽管不久党员受白色恐怖影响减至不足万人，但组织框架未变。1927年8月，中央筹建“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的全国交通网，对应的就是新修党章的组织框架。该交通网的框架展现出一条“中央—省—市县—区乡—支部”五级逐级印发的文件传送链，随着1927年各地革命武装暴动频发，特委也逐渐从临时组织成为省委与市县委之间的常设一级组织。因此，在有特委的地区，党组织的文件链往往是六级。
由于组织框架的扩大，中共采取了文件逐级印发方式，以分担印发工作。在文件传送链中，各级党组织不是简单转发文件，而是需要对文件进行密写、显洗、摘录、誊抄、分配、保存等一系列的处理程序。党组织层级的增设也增加了下级党组织处理文件的工作量，造成文件下发迟缓。
在这个阶段，中共颁布的文件数量也在大幅增加。除了组织框架扩大，文件激增的原因一方面是源于1927年至1931年中央政策路线的多次调整，每次关于政策路线调整的重要文件都被要求下发到支部进行讨论，以使每个党员理解新的政策路线。另一方面，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要处理的事务也在不断增加，例如红军、交通、济难、保卫等新增事务，均需文件往来指导协调。1931年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才逐渐调整这种工作方式。可见，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革命环境骤变，中共印发文件的党外资源减少，风险提高。而在中共庞大的组织体系中，政策路线迭变与工作事务繁多，使得印发的文件数量不断增加，党内文件印发工作面临更大挑战。
二、文件的翻印
由于党组织之间传递大批文件存在较大风险，因此常见的方式是逐级翻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分配份额与翻印能力尤为重要。
各地党组织对文件份额有不同的规定。但各地文件分配的原则相似，即党组织所获文件的数量或种类会随组织层级下移而减少。处在省委所在地的基层党组织，往往能够获得超出本身层级标准的分配份额。这种文件分配格局，与各级党组织的文件翻印能力相关。
从翻印能力来看，设立印刷厂可以运用机器设备对文件材料进行批量翻印，效率较高。从1927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就先后在上海设立了8个印刷所，印刷设备齐全，翻印能力较强。即使如此，在白区环境下，这八个印刷所平均存在时间也不超过一年。而其他地区就难以同时具备这些设厂条件。
在各地党组织中，与中央同处上海的江苏省委在经费、人员等资源方面较为充足。江苏省委每月出版刊物种类多、印量大，折射出党内组织资源与上海的区位优势结合下所能达到的较高翻印水平。而其他地方党组织的文件翻印能力则较为有限。从印刷条件来看，各地党组织难以建立印刷厂，只能在秘书机关油印文件，但翻印速度较慢，字迹模糊，印量有限。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党组织都有油印设备，不得不手抄复写文件。
各地党组织印刷条件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经费。自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就要求各地党组织通过征收党费解决经费问题，但收效甚微。中共中央尚能直接获取共产国际援助，分布各地的党组织则难以定期获取组织经费。此外，全国商贸、技术、出版等资源聚集上海的区域分布格局，也使得各地党组织不得不请求中央在上海代购或调拨印刷设备。此外，部的数量与成分也是影响党组织翻印能力的重要因素。
中央聚集了大量组织资源，而上海占据区位优势。二者结合，使上海的党组织成为党内文件翻印中心。随着上海与各地党组织之间文件翻印能力差距拉大，各地党组织在文件翻印方面逐渐对处在上海的中央形成了较大依赖。各地省委希望由中央直接将文件印好送来，省委不再承担文件翻印，仅负责文件转发。这种情况在提高中央的文件印发地位的同时，也会将各级文件翻印的压力转移至中央。因此，尽管各地对中央产生更多依赖，但并不能改变逐级翻印文件的运作方式。总之，通过集聚组织资源与占据区位优势，中央具备了较强的文件翻印能力。在中央与各地翻印能力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各地省委容易形成向心倾向，更为依赖中央的文件翻印，但这并不能解决省委以下党组织的文件翻印困境。
三、文件的下发
文件翻印完成后，需要逐级下发到各级党组织。文件下发的效果决定了文件的实际发放范围，而文件的下发过程受到传递渠道与下发方式两个方面的影响。就传递渠道而言，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仍主要依靠交通与邮寄。1927年8月，中共中央开始筹建全国地下交通网，设立专职交通。限于经费，各地党组织的交通人数较少。对此，中共往往将文件的交通路线划分为若干区域，分区派遣交通实施沿途文件传递。相较之下，邮寄能够弥补党内交通传递的不足。邮寄借助合法渠道可以节省经费与人力。但从安全性来看，邮寄的缺点非常明显。使用邮寄的合法渠道需要经过国民党的邮件检查。此外，邮寄方式需要有较为固定的信件接收地址。上下级间记错、遗失地址以及变更地址没有相互通知等情况，都很容易导致文件难以被接收。交通虽然相对安全，但成本较高，也不稳定。这使得中共不得不兼用交通与邮寄两种方式以互补。
除了传递渠道，下发方式也对文件下发有所影响。逐级下发方式在将文件下发环节加以分解的同时，也使得对应组织层级能够影响整个文件传送链。当各级党组织能够投入文件下发的经费、人力等资源减少时，下发文件的积极性也容易随之下降。一旦一级党组织消极下发文件，那么将会使得下属各级党组织均无法获取文件。文件下发经过的组织层级越多，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越大。在传递渠道与下发方式的双重影响下，中共文件往往集中于中央、省委所在地，向外下发数量有限。可见，革命形势的转变使得中共已处于不利地位，传递文件的各种渠道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共文件逐级下发方式，不仅增加了文件下发环节，而且容易使消极下发的影响在组织中扩大。在二者的影响下，中央、省委所在地的党组织往往积压了大量文件，外县却难以获得。
四、文件印发与组织态度
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共要求全党保持高度凝聚力与严格组织纪律。而文件印发是党内贯彻中央指示、教育党员、统一认识、凝聚组织的重要方式。因此，党内文件的印发既传播信息，还具有浓厚的组织意义。而文件印发中的印发技术与组织态度往往相互缠绕，难以截然分开，这在涉及党内政策路线变更的文件印发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重要会议文件的印发已经被视为一种组织态度的传达，进而影响到政策执行与人事变动等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也在试图通过组织手段强调文件印发的重要性，以达到全党统一认识、凝聚组织的目标。
自1927年至1931年间，中共历经八七会议、中共六大、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等数次重大会议，政策路线几经转变。中央往往会强调下发相关会议决议文件对各级党组织了解中央最新指示、纠正工作错误的重要意义。相关会议决议文件的印发状况，常常成为中央衡量地方党组织对待新政策态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将文件印发状态与组织态度挂钩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党组织的文件印发行为形成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中央上层，也来自各级党组织。党内要求党员都需要学习讨论上级下发的文件，领会新的文件精神，积极在组织观念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形成整体认同感。因此，各级党组织党员均有权监督批评指导机关印发文件的执行状况。然而，当时文件逐级印发方式使得地方党组织具有较大的印发自主权，加上印发资源不足的原因，文件往往集中于中央、省委所在地，外县难以获取中央文件。这种印发状况容易为党内不同组织态度的传递与表达提供空间，从而阻碍中央统一党内认识的目标。
五、结语
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共的文件印发包含浓厚的组织含义。从组织角度来看，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全党保持高度凝聚力与组织纪律。而文件印发是党内贯彻中央指示、教育党员、统一全党认识、凝聚组织的重要媒介。因此党内往往将文件印发效果与印发部门的组织态度相联系，形成了文件印发的压力。这种督促党组织印发文件的权力既来自上级党组织，还被赋予了党内每个党员。然而，在中共发展的不同阶段，文件印发会受到具体革命环境和组织结构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文件印发机制，进而影响党组织的整合。1927年后，中共文件印发环境与技术条件存在较大压力。一方面，白色恐怖使得文件印发的风险提高，而可凭借的党内外资源减少。另一方面，党组织政策迭变，事务增多，催生出大量文件亟待印发。而相较于中共早期，此时中共在文件印发的技术层面并没有太大突破。在文件翻印方面，除了在上海的党组织可以集中党内资源与借助区位优势设立地下印刷厂外，大部分党组织仍然采取油印与手抄的方式进行文件翻印。在文件传递方面，面对日益严格的封锁检查，各地党组织采取的交通与邮寄方式在技术上已经处于下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文件印发呈现以中央、省委所在地为中心，由近及远向外趋弱的效果。
同时，从组织体系上来看，1927年后的中共组织结构延续扩大趋势，形成规模庞大的五级层级的金字塔形组织体系。由于采取文件逐级印发方式，各级党组织在分担文件印发工作量的同时，也在文件印发环节中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这使得各级党组织有可能通过消极印发中央文件或印发与中央相对抗的文件，削弱中央指示在党内的贯彻。尤其在中央政策路线几经转变的时期，相关政策文件印发的实际状况影响到全党的整合效果。
在没有技术突破的前提下，中共难以在庞大的组织体系中，通过文件印发贯彻中央指示、统一全党认识，从而达到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要求。在既有条件下，中共只能减少文件的来往，降低组织整合要求。显然，这是正在面临更多任务、亟待全党统一认识的中共中央所难以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活动环境、缩小组织规模、改变工作方式以及更新信息技术，将成为解决文件印发困境的主要趋势。有意思的是，这些转变在1931年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1931年年初，中共中央遵循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苏区。大批党员转移到苏区，可以公开进行文件印发工作，改善了中共的文件印发环境。而白区党组织规模缩小，降低了文件往来需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积极推广巡视工作，以此取代以公文指导为主的工作方式。此外，1931年秋，随着各地红军缴获电台数量增多，电报开始在党内信息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变化使得中共的文件传递方式发生了改变，也为全党贯彻上级指示、进一步实现组织整合提供了技术基础。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