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志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夏泉，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
摘要：1948年国民政府实施“宪政”，考试院随即改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辞职，为各色人等登台提供了可能，青年党曾琦即对此职极力争夺。为杜绝青年党对考试院院长的觊觎，蒋介石就考试院院长人选，初拟顾孟余担任，后又将目光移至张伯苓身上。蒋介石邀张伯岺出山也是其为平息纷争的不得已之举，而国民党此举亦彻底激化了国、青两党矛盾。以此立论，有助于深化丰富学界对这一时期国民党、青年党与学人三者关系的认识。
一、山雨欲来：“行宪国大”前后国民党与青年党代表名额之争
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的选举，是“行宪”的基础。国民政府于1947年下半年先后着手展开。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在如何协调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渐起纷争。青、民二党担心因国民党长期垄断权利资源，致使其在竞选中无法取胜，要求国民党分配一定代表名额以确保其当选。国民党为避免陷于孤立，不得不同意青、民二党提议。但在国大代表选举中，识字率不高、普通民众对选举的懵懂无知等情形，均为国民党在“基本控制地方政权和资源的情况下”获得多数名额提供有利条件。青、民二党认为，选举名额的名实不符是国民党违背允诺之举。为不使三党关系破裂，国民党决定退让部分代表名额，但此举反招致党内哗然。国大代表问题一时悬而不决。立法委员（立委）选举更使青、民二党难以接受，“有受骗上当之感”。
青年党为胁迫国民党让步，决定举全党之力向国民党施压。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常会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内政部部长兼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张厉生、社会部部长谷正纲4人组成委员会，希从速解决选举纠纷。国民党虽有措置，但仍不能扭转颓局。就在青、民两党宣称力延国大开幕当日，蒋介石做出退让决定。代表名额虽宣告解决，但立委问题仍悬而未决，青年党对此颇为抵触，一再要求国民党予以兑现。而此时国民党党内亦“情形复杂，党纪松弛，人自为谋，不相统属”。1948年4月12日，青年党曾琦致函蒋介石。蒋介石颇不以为然。4月22日，国务会议通过第一届国大代表及立委选举补充办法，但该办法5月1日被立法院最后一次会议否决。此举致使国、青二党矛盾迅速激化。青、民二党7日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国民党立委选举为“一党包办”，以不参加立法院开幕相抗。至此，三党矛盾完全浮出水面。此时，蒋介石仍试图缓和三党日益紧张的关系。立法院风波之外，青、民二党复以立委名额尚未解决为由，决不出席行政院。矛盾迁延日久，终不能化解，成为各党派间、国民党党内日后引爆冲突的导火索。
二、波澜再起：考试院院长人选之争
“行宪”后，考试院面临改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于此时请辞。戴季陶请辞前后，南京上层人士间“谣传”于右任可能出长考试院。其实早在5月初，有关院长人选的角力已暗流涌动。其间，复传出青年党有意插手考试院院长一职。5月底，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司法、考试两院长人选正式提上日程。蒋介石对考试院院长的安排可谓十分挂怀，但仍未能阻挡异党对考试院院长的争夺。可见，考试院院长已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其真假难辨，院长人选纠纷日趋复杂。6月13日，见诸报端的有关考试院院长人选的报道至少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考试院院长、副院长可能由青、民二党人士担任。另一种认为，传闻考试院院长已确定莫德惠。据时人一般推测，考试院院长人选应为北方籍。其实，蒋介石原本打算让顾孟余出任是职。蒋邀顾孟余出任是职，可能是蒋看重顾的清誉以杜党争。在青、民二党以立委的名义要挟国民党以谋得自身利益之时，蒋选择没有多少党派背景的顾，可谓恰逢其人。顾不肯出任考试院院长之职，可能是其对政治已无多少兴趣。顾不出，蒋只好另起炉灶。
三、软硬兼施：国民党胜出与青年党隐退
6月15日，蒋介石就考试院院长人选再次商酌，人选初拟贾景德。陈布雷认为：“应以教育界有资望者为宜”，蒋于是决定请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院长。蒋同时令张群与青、民两党接触。对于考试院院长一职，时人一般也认为，应当择取“在学术界极有地位之人士”，并一度认为非梅贻琦莫属。张伯苓早年兴学育人之举倒是与梅有颇多相合之处。舆论也认为张伯苓功在教育，劳苦功高。蒋介石听从了陈布雷的建议，于15日致电张伯苓请其出山。
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蒋介石提名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各委员对张氏能否出任考试院院长表示担忧，而蒋则称：“张氏会担任的，当经无异议通过。”其实，推举司法、考试二院院长人选时，因“老者未被推举，极见不愿之色”。可见，张被提名是蒋力排非议的结果。张伯苓闻讯“去电辞谢”。张伯苓的推脱并未影响蒋要其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决心。张被提名为考试院长的当日，“青年党又以退出政府相要胁”。此时，国民党方面依然试图拉拢青年党参加政府。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希望青年党出任考试院副院长，而非考试院院长。无望中的曾琦以立委问题尚未解决为由，对退出行政院发出郑重声明。其实，曾琦争考试院院长而未获，此间的牢骚满腹才是其要宣泄的主因。国民党深忧青年党退出政府有碍国际观瞻，不得不对青年党再次拉拢。这在毛人凤致蒋的若干建议中得到佐证。或是基于上述考虑，国民党决定继续与青年党往还商洽，希其允任考试院副院长。青年党表示如“立委问题不获解决，则不但不拟参加政院，即司法、考试两院亦不拟参加”。青年党方面，虽说宣布放弃考试院副院长，但稍后又明显发生了动摇。24日，张伯苓高票当选考试院院长。青年党对考试院院长的争夺，至此画上句话，就连副院长之位也只好拱手让人。
四、公私之间：张伯苓无奈出山
顾孟余的退隐让蒋介石想到张伯苓。然而，张伯苓起初不肯出山，原因有二：一是张伯苓一心想办好南开大学，无心过问政治。二是张伯苓认为出任院长“兹事体大”以及身体有恙。在此胶着之际，立委林虎、范予遂等联名上书蒋介石推王立哉出长考试院。可能是在此压力下，蒋再次去电，决心打破这一僵局。敦劝张氏南下的国民政府幕僚人数有所增加。之后蒋发布总统令：“提任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对于张伯苓就任院长一事，有学生“不胜惊讶之至，恐慌之至”。还有学生代表面见张“竭诚表示慰留之意”。对于张伯苓当选，官媒承认其“因总统再三恳切敦劝，不得不勉为其难耳”。这一认识在中外报刊中流传广布。时执教南开的陈序经也注意到，张“内心未必愿去做”考试院长，“但是又没有勇气去推辞国民党里的好多人的劝请”。张后来亦自称“他们逼得太甚”，终于“不好意思去推辞”。
余论
1948年是国民政府“行宪”年，国民政府由“一党专政”向多党合作执政过渡。但在有些国民党人眼中，这个过渡形态其实掺杂太多“迁就”。王子壮即道出民众对“行宪”实在无多少参与，倒是各党各派以民主名义行政治“分赃”之实。国民党与青年党因立委名额问题纠缠不休即是“分赃”不均的体现。两党屡起纷争的原因在于青年党认为国民党不守信诺，原本答允的名额无法兑现。两党纠葛的背后是双方均试图对政治资源的尽量占有与掌控。
考试院原院长戴季陶在不满与抱病中黯然退场，有关院长人选，早在1948年5月就已暗流涌动。蒋介石曾以口头名义，命人征询于右任、张伯苓意见，只不过二位均表为难。这是蒋介石为寻求考试院院长人选进行的初步试探。期间，坊间忽传青年党有意角逐院长消息，这是有关青年党觊觎该院院长见诸报端的肇始。蒋介石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探察到青年党动向，于是加快考试院院长布局。蒋介石起初看重并无多少党派色彩而颇具清誉的顾孟余担任院长，顾不出山，蒋只好忍痛舍弃。随之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进入蒋介石视野。张、蒋私谊颇深，是蒋力邀张的基础，但又不乏利用张以杜绝青年党之意。原本有意出任考试院院长、听闻张伯苓将出任该职消息的青年党曾琦，在无望中扛起立委问题久悬不决的大旗发表退出政府宣言。青年党退出政府，实因国民党曾经应允曾琦出任考试院院长但曾终不得而引发。青年党不获考试院院长的事实，反而在客观上使其得到一个支点，并试图以此撬动立委的总体解决。从这一角度看，考试院院长人选之争成为观察国、青二党党争的一扇窗户。青年党的最终失败表明，宣称结束“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在面临权力重组时不会给友党让渡部分其固有利益。这场轰轰烈烈的“行宪”大戏，因国民党抱守一党独大观念而丧失原有意义。经蒋介石及众人反复敦劝，张伯苓在于公于私权衡下就任是职。
其实，奔走于政学两界为南开“化缘”的张伯苓，此时已非纯粹学人。在国民党对党内逐渐走向失控，其对青年党缺乏绝对掌控的情况下，张实际上成为多事之秋为“党国”事业奋斗的牺牲者。请张伯苓出长考试院院长并非蒋介石第一选择。请张出山，一则是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内纷争不断，已无人可堪此任，二则是蒋介石刻意杜绝青年党对考试院院长争夺之故，但蒋介石并非仅视张为“有用工具”，这从蒋日记中可充分体现。在政治乱象裹挟下，张伯苓不得不在各色人等嘈杂声中勉为其难出任考试院院长。考试院院长出台前后的历史场景，呈现了政党之争、政治与学术间的多重张力，亦呈现了1948年国民政府在党内、党外诸多纷争夹击下已呈风雨飘摇之势。
摘自《民国档案》2020年第4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