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楷，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在近代，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认识与鸦片烟的流行直接相关，并伴随着鸦片对社会危害的加剧而逐步深入。用以表示成瘾现象的口头俗语，在乾隆朝开始文字化。至嘉道年间，因相关讨论渐多和戒烟断瘾政策的推动，成瘾现象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渐趋统一。清末民初，在中西医学知识的交互影响下，“瘾”成为医学专门术语，与日常生活中通俗化的“瘾”相分离，沿用至今。中国近代社会对“瘾”的认知及其变化的历史过程足以体现鸦片输入对近代中国的危害和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瘾”字的出现
在清中期以前，国人用来表达对某一事物的喜好和依赖时，常使用“好”“嗜”“癖”等字。烟草在中国流行之后，清人也习惯用“嗜”字形容对烟草的喜爱。尽管烟草和酒都会让使用者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对人体健康也有负面影响，但这种依赖程度并不十分严重，也没有在中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使用“嗜”或“好”等相对中性的字眼，便足以表达人们对这些消费品的热衷。
当烟草走俏全国时，鸦片烟也悄然在台湾、福建和广东等地流行开来。虽然鸦片作为药物和催情品在明朝末年已进入中国，但其使用方法并非吸食，其特性亦与烟草迥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出任台湾巡察御史的黄叔璥在其《台海使槎录》中，记录了当地人吸食鸦片的症状。雍正六年（1728年），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将鸦片烟视为“盗患”之源，故力陈鸦片之特性，奏请严禁。福建漳浦名士蓝鼎元也曾论及鸦片对当地风俗和民众身体的伤害。这三人都提及鸦片烟难戒，但都没有使用“嗜”“好”“癖”等字，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去常用的字眼已不足以描述鸦片依赖的特殊性。而这一时期有关鸦片烟的记录寥寥，证明鸦片烟的传布范围有限，还未被视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黄、苏两位地方官因为采择见闻或整顿地方才偶然提及鸦片危害，因此也没有创造词语专指鸦片依赖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蓝鼎元称食用鸦片烟的动作为“饮”而非“吸”。这种用法或许源于词汇“饮烟”，也可能是当时食用鸦片烟的方式，不仅有以“烟筒”吸食，还包括饮用熬煮鸦片的水。蓝氏将吸食鸦片称作“赴饮”，不得不屡次“赴饮”正是成瘾的表现。而“饮”字由此与鸦片依赖产生了关联，吸食者们最原始的吸食体验和记忆也随着鸦片烟的扩散而被保存下来。根据蓝氏的叙述，已有心思险恶之人发现了鸦片的成瘾效果，进而以此牟利。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首次颁布鸦片烟禁令，内有禁开烟馆“引诱良家者”的内容，当是有的放矢。
乾隆朝并未重申雍正朝的禁令，这给鸦片烟的流行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此时，鸦片烟作为“烟类”之一，其流行范围也进一步扩大。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随团画师亚历山大用画笔记录了中国上至达官、下至走卒均手持烟杆的景象。副使斯当东则目睹了中国人混吸烟草和鸦片的习俗。而在南方，吸食纯鸦片的方式已经出现。佛山人罗天尺曾对吸食鸦片的方式、效果和症状都有明确描述，还特别提到一个新词——“过引”。显然，清人已经开始抽象化理解“必须按时吸鸦片”的现象，并将之命名为“引”。“引”与“饮”读音相同，又可以清楚地表达鸦片吸食者感受的内核——鸦片对吸食者有强大的吸引力。于是，在罗天尺的时代，描述鸦片服食动作的“饮”在传入广东后，被当地士人结合自身理解写成了“引”。复合词“起引”和“过引”，专指鸦片依赖的不同阶段，可知国人特别是广东地区居民对成瘾现象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而国人成瘾知识的增长正是鸦片愈加流行的趋势的反映。
嘉庆年间，鸦片烟在广东的流行情势更甚。嘉庆帝在即位之初便谕令粤省严禁鸦片，却未能切实阻断鸦片的扩散和民众的吸食。此时，民间出现了另一种形容吸食鸦片症状的重要方式——“瘾”。至嘉庆朝，“瘾”字才开始用以指代鸦片依赖。文人俞蛟在嘉庆年间游幕西粤，曾亲眼目睹当地人“煮烟熬膏”。他对“瘾”观察甚详。作为目击者，俞蛟的记录可信度较高。俞蛟认为吸食者没有按时吸鸦片“则疾作”，换言之，“瘾”本身被视作一种疾病。更重要的是，就俞蛟所见，鸦片之害已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瘾”既是身体之病，亦是社会之病，故俞蛟用带病字头的“瘾”而不用“引”。
地方性俗语在传播和“文字化”的过程中，会因转写者对成瘾现象认识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样貌和含义。无独有偶，山西榆次人王䜣在嘉庆十年刊刻的《青烟录》中将之写作“淫”。根据王氏对鸦片的叙述，不难理解他选用“淫”字的意图。重要的是，他特意在“淫”字后作注“读若上声”，强调“淫”字在此处不可读本音，而应与“引”“瘾”音调相同，则直接证明王䜣先听取了该词的读音，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之写作为“上淫”。虽然这种写法最后没有流传开来，但其存在亦是士人根据发音和立意择选用字的力证。
正如俞蛟所言，吸食鸦片的风气在社会蔓延开来。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普通民众、朝中官员甚至宫中的太监、侍卫都在吸食鸦片，罗天尺的担忧变成现实。这时“瘾”的说法跟随鸦片向北传播，钱塘士人陈文述遂知晓了这一粤省俗语和用法。他将“瘾”解释为有虫作怪。上瘾之时就是虫活跃之时。这种解释可能源自瘾发时产生的虫蚁在体内爬行、奇痒无比的“虫噬感”。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将各种虫（蟲）看作疾病病因的观点比较常见。虽然陈文述并未明言“瘾”是疾病，但“瘾至虫出”的表述已认可了这种观点。可见“瘾”字和“瘾为病”之说在士人阶层中已有流传，并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有所传播。
梳理中国人在19世纪前对成瘾现象的观察、认知和利用，可知鸦片虽然最初来自外洋，但“瘾”的概念却在中国本土形成。国人关于“瘾”的认知程度与鸦片烟的扩散趋势同步。由于最初的鸦片烟消费者大多来自市井，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吸食经验决定了成瘾现象名称的特定发音，这意味着该概念的流传方式是口头而非书面。随着鸦片的流行区域扩大，各地士人阶层逐渐接受了该俗语，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将之写为“引”“淫”“瘾”等不同书面形式。当他们特意选取本与鸦片毫无关系的字特指吸鸦片的症状时，“瘾”便不再单纯指代现象，更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和价值判断。至迟到19世纪初，国人对鸦片的危害已有所警觉。但在鸦片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抽象化的认识恐怕也只能是“后知后觉”。
二、“瘾”的使用与普及
嘉道之际，粤省鸦片开始向内地泛滥。特别是“叶恒澍事件”后，鸦片交易场所移至零丁洋面，此后“快蟹”穿行，走私猖獗，原属地方性知识的“瘾”也以文字形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传播。但是，“瘾”属于吸食者的个人感受，个体之间的差异导致观察者在转述时极易产生偏差，士人对“瘾”的总结又缺乏系统性，所以当时国人对“瘾”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其中不乏误解和想象。白银外流引发的财政危机也迫使官方开始关注鸦片问题。道光九年（1829年），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提出鸦片烟为漏银大端。自此，有关鸦片的讨论愈发激烈，民间讨论的“瘾”在此时进入官员的视野。士人关于“瘾”的观察和思考，也成为官方认知成瘾现象的重要来源和参考。
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首次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了“瘾”字。虽然许乃济使用了“瘾”字，但他只是把“瘾”看作恶习而非社会问题。为了论证弛禁鸦片的可能，许乃济暗示烟瘾可戒，并提供了“替代性方案”。因此主张宽限栽种罂粟。他的反对者同样关注鸦片成瘾问题，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通过强调“瘾”危害以辅证鸦片不可弛禁。
这种现象在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引发的禁烟政策讨论中更加明显。在黄爵滋看来，“重治”是否可行在于能否使吸食者断瘾，而断瘾的关键则在于法令是否足够严厉，故而他主张通过施加死刑迫使吸食者断瘾。
“瘾”是否能戒断？通过严刑峻法是否能使人断瘾？黄爵滋的反对者不以为然。但是，无论是否同意“重治吸食”，官员们都承认鸦片对国计民生造成严重弊害，因此在表述时都选择了带病字头的“瘾”字。官员们对“瘾”的性质心知肚明，却依照各自意图解释“瘾”字的内涵，使之成为其表陈不同禁烟主张的理论工具。因此，“瘾”在官方话语中也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性内涵。
在官员们对“瘾”各执一词时，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出人意表地拿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成瘾理论和断瘾方案，以论证“重治吸食”的可行性。其实，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已经开始关注“瘾”的问题，这与青浦名医何书田不无关系。
此后，部分官员也开始把戒断烟瘾当作解决鸦片问题的途径。然而，断瘾政策与“重治吸食”在现实中却难以贯彻。其原因除了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贩卖鸦片利益集团的阻碍之外，还有民众观念滞后造成的无形抵抗。不过，断瘾政策对当时社会仍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瘾”概念随之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戒断烟瘾也成为社会共识和“政治正确”。此外，自道光中期后，如何解释“瘾”、如何断瘾成为士人讨论的重要内容，带有鲜明政治性内涵的“瘾”字和“寓禁烟于断瘾”的观念得到时人积极的反馈。
“瘾”字的广泛使用在社会经济领域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自从成瘾现象引发社会关注，特别是官方推行戒烟丸药方后，服用丸药成为晚清烟民治疗烟瘾的主要方式。“包戒洋烟断瘾药” “固本戒烟断瘾丸”等药品层出不穷，生意火爆，成为晚清药品市场中的大宗。林则徐的断瘾丸方作为最早的官方推广药，带有一定的“权威性”，甚至形成了“品牌效应”，不仅原料价格飞涨，市面上如“林文忠公十八味戒烟丸”“林十八戒烟膏”等托名林则徐的断瘾丸药更是大行其道、畅销各地。除了断瘾观念的影响，戒烟药丸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报纸等新媒体的营销。药商们在广告中鼓吹药效时，大多强调上瘾之惨状，因此，“瘾”在商业利益的驱使和近代媒体广告的宣传之下，再次以文字的形式向民众传播，成为晚清社会中的寻常之语。但是，戒烟药的流行却滋生出更多隐患。大部分丸药含鸦片或罂粟壳，其效果只是扬汤止沸，戒断质量很低。更有人视戒烟药为谋取暴利之途，掺假售假，造成二次危害。
现实并没有留给中国人更多反思的时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中断清政府的禁烟活动，但通商口岸的开放使鸦片走私更加猖獗。清政府曾寄希望于通过断瘾解决鸦片问题，惜乎未能成功。不过，清政府试图扩张行政权力并干预民众消费的行为，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不能否认其意图已与此前历代政府的施政理念有所差异。而作为“瘾”字的使用者，清廷官员们虽为论证各自禁烟观点，对“瘾”做出不同甚至相悖的解释，但最终使得这个源自民间的疾病概念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性含义，并在塑造和传播该概念的过程中推广了戒断鸦片的知识，在社会范围内营造了相对有利的禁烟舆论氛围。此外，商业利益和近代媒体的促动和催化，也进一步加快了“瘾”字在民间的普及，让“瘾”逐步成为涵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属性的概念。
三、“瘾”内涵的衍生与影响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鸦片成瘾随处可见。虽然，各种戒烟药方寄托着人们断瘾的期盼，更有“训俗俚歌”劝诫世人远离鸦片、避免成瘾。但是，正如鸦片问题在晚清显现出更加复杂的面相一样，“瘾”的内涵和外延在近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也呈现出新的样貌。医学传教士来华和西医知识传入，引起了国人成瘾理论的更新或重构。而当“瘾”变得家喻户晓时，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观感也发生变化，致使“瘾”字的使用变得更加灵活，最终成为一个日常化的概念。
当时思考戒断烟瘾问题的不只有中国人，许多在华西方传教士也在努力寻求鸦片上瘾的原理。无论是由于宗教道德的要求，还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大部分传教士都将反对鸦片贸易列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过，最早一批来华的传教士对鸦片成瘾现象还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指代成瘾的词汇也没有统一。而同时期的英文报刊还使用“appetite”（欲望、渴求）指代这个现象。显然，当鸦片成瘾在中国已是常见现象，“瘾”字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时，西方人对鸦片瘾还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认识。虽然英国社会对酒精依赖早有了解，但直至鸦片战争前后才开始对鸦片成瘾现象有所讨论，而“瘾”正式成为医学概念则要晚至19世纪下半叶，可知“瘾”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比西方社会提早了近1个世纪。其原因不难解释，鸦片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与其药物价值相伴而生，但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相比，这一物质在中国引发的社会问题要广泛和严重得多。中国人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不得不重视成瘾现象，在传统医学和复杂社会结构的土壤中，与“瘾”相关的知识经历了独特的生长理路，最终构成中国人解剖鸦片问题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以来华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人对鸦片成瘾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源自中国社会的惨痛经历。19世纪60年代，中西医学有关成瘾的知识开始出现交汇和合流。传教士对“瘾”的翻译和戒烟方式的借鉴，不仅是他们实践西方医学的过程，更是他们逐步理解和消化中国既有知识的过程。在推动中国戒烟断瘾活动的同时，传教士的举动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根据在中国治疗烟瘾的结果撰写医学报告，对鸦片上瘾特性进行细致的说明，并向母国宣传鸦片对中国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的动员和游说，增进了西方社会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更直接推动了19世纪末英国反鸦片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也是西方医学对兴奋剂、麻醉剂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起步阶段，鸦片成瘾现象亦在关注之列。鸦片的日常化和成瘾医学知识的积累，也使国人对“瘾”的观感出现了一定变化。“瘾”字也开始被用于形容除鸦片以外的其他事物带来的强烈吸引力。在日常语言中，“瘾”甚至不再特指毒品导致的症状。“官瘾”“钱瘾”“酒瘾”“戏瘾” “牌瘾”等新词汇的出现，都意味着曾经专指鸦片瘾的方式被用于表述对其他事物的追求。这种对词义的进一步抽象，突出了“瘾”字涵义中“嗜好”“痴迷”的部分，淡化甚至去除了“瘾”原有的政治色彩和贬义，并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和重构了国人认知事物的思维。至民国时期，“瘾”使用的日常化已成定势。
“瘾”的涵义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变化，体现着新知与旧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分野与融合。相较于西方，中国人虽因率先遭受吸食鸦片的危害而较早地对“瘾”形成了抽象化的理解和较为完整的认识，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与政府烟禁的屡次失败，使得人们逐渐熟悉并习惯了鸦片和“瘾”的存在，视病态为常态；医学专门化知识的总结，在深化人们对成瘾现象认识的同时，也消解了国人对“瘾”的忌惮和想象；新型毒品的侵入更削弱了“瘾”与鸦片之间曾经紧密的联系。这些变化都导致了“瘾”原有的贬义词性的稀释和更加日常化的使用。语言现象的更新虽然是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却未尝不是晚清社会积重难返的映射。国人对烟瘾丧失警惕，对危险视而不见，甘愿在麻木与自嘲中沉沦，或许正是那个时代的可悲之处。
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观察始于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将“瘾”用于形容鸦片吸食症状并非精英阶层的发明创造，而是下层鸦片消费者直观感受的体现和口语表达。当鸦片问题逐步引发社会关注时，士人承担起了将俗语书面化的责任，使之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地域范围内被传播和共享。用字的取舍不仅表征着国人对成瘾现象体察的深入，亦是鸦片对国人身体健康乃至社会的危害逐渐扩大的反映。清代学者、医家、官员对时弊的反思和回应，促使戒断烟瘾上升为官方意志，而商业利益的驱动也有助于“瘾”字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咸同以后，中西医学知识的交互改变了“瘾”字的内涵和外延，“瘾”逐渐从专指吸食鸦片的“病症”变成如今的医学术语和普通概念。其政治性含义和复杂的文化内涵的褪去，意味着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毒品成为普通商品，但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警惕也逐步丧失。防范意识的滞后与低迷对近代禁毒事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足见鸦片这一物质对近代社会的危害和国人思维的影响。因此，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认知史所呈现的不仅是汉语言在社会变迁中的演变和革新，更反映出近代中国物质与观念之间的深层互动。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6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