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是校党支部局机关报，它由墙报委员会管理，在制度设计、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按联共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要求进行。墙报是中大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党支部局对墙委和墙文均有细致的管理，它也因此成为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得力的工具。在中共早期，尤其是苏区时期，中大归国干部积极将中大宣传工作经验应用于全党并予以改造，推动全党改变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观念；推进普及墙报，努力改进党报工作，使中共的宣传工作呈现新的面貌。
一、墙报和墙报委员会
共产主义革命者追求社会变革，街头墙报是他们进行宣传动员的有力工具。早在1795年10月，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即利用墙报宣传和动员。革命者广泛使用墙报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始于十月革命结束不久的苏俄。1920年，红军军营中最早出现墙报，它以退伍兵为媒，迅速在全国的工厂、城市社区和政府机关中蔓延。两年后，墙报在农村也已较普遍。墙报在苏联快速发展与其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有关。该制度确立于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八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报体现党的意志；第二，党报内容须注意党的建设；第三，党报核心功能是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或党报应组织和动员读者学习党报。苏联建有覆盖全国的墙报信息网，构成党报系统的重要部分。正因官方推动，墙报在苏联长盛不衰。
1925年10月，中大建校不久即开办墙报。次年夏，联共中大党支部局将墙报定位为机关报，由墙报委员会（“墙委”）管理。中大墙报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批评同志们的日常生活一切的倾向、不正确的理论，辅助党对群众的教育，巩固群众对党的信仰。墙委由墙委委员和覆盖各基层组织的通讯员组成。墙报编辑委员会以墙报委员为班底组建。为保证文稿质量，编委会设主笔制。
墙委覆盖全校的组织系统，为组织宣传和动员提供制度基础。宣传部规定每班须设一名墙报通讯员，负责向墙委投递关于本班动态的稿件。通讯员是墙报发挥效能的关键，宣传部要求通讯组每月开一次会，并派人旁听。支部局以“考察读者数作统计”为主要指标考核墙委，后者亦想方设法使学生参与墙报工作。
中大墙报分为三类：正刊、副刊和特刊，前者与后两者的刊期各占一半。正刊类似于综合性报纸，内容包括党的生活、少共生活、政治、教育、妇女、学生、问题讨论、俱乐部、文艺、书画等10个栏目。副刊单独成刊，不定期出版。特刊分为三种：重大活动或纪念日特刊；中大重要会议特刊；针对某一重要问题的特刊。
二、支部局的机关报
党领导是党报制度的核心，中大党支部局积极践行，掌握墙委人事任命权即为突出表现。中大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除苏联籍党员外，凡中国学生担任的职务原则上要经过选举程序，墙报主席则是选举制与任命制相结合。这样能使支部局对墙报的管理更为直接、灵活，但如何让两种方式平衡并非易事。支部局管控墙报还体现在合并汉俄墙委和审查稿件方面。
机关报的重要性在学生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从入学到毕业，在校内或校外，学生每天都能看到墙报，时时受其影响； 同学之间讨论学校话题也多从墙报上的内容谈起，特别是在新刊出版时，“读墙报的比较拥挤”。读者对墙报内容极为敏感，有争议的文章很快就能在校内形成公共事件。列宁主义政党注重自我监督和批评，以实现组织的自我净化。这与苏联党报制度的要求一脉相承。
中大墙报“最重要任务之一”还在于贯彻苏联党报要“揭露各种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的制度规定。20世纪20年代，随着苏俄政权日渐稳定，联共党员干部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中大部分干部亦受此风气影响，墙报常予以揭露批判。
尽管支部局对墙报工作的安排尽量周全，具体工作仍存在诸多问题。墙委只有少数人工作，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墙报在内容和语言风格上众口难调。因校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上中国革命处在探索时期，中大墙报与最初设想存在一定距离。尽管如此，它总体上执行了学校机关报的职能，是在校学生进行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评价、自我改造等各方面训练的重要平台，起到了舆论引导和动员的双重作用。中大的墙报工作实践让在校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工作的系统训练，使其养成了重视机关报和宣传动员工作的自觉。随着中大学生归国，中大墙报工作经验对中共早期宣传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墙报对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影响
将写有文字的纸黏贴在墙上广而告之，可能是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宣传方法，中国古代的揭帖和告示即属于此类，但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墙报的报纸特征。中国出现墙报，源于苏俄传入。
与发行量颇大的报刊相比，墙报缺乏标志性且难以留存，现在已很难确定具体的传入者，留苏学生的可能性最大。从1924年秋开始，在原旅莫支部书记彭述之（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宣部主任）等人的推动下，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以苏俄党建经验改造中共，大批原东大学生担任中央和各地方要职，墙报很可能经他们之手传入国内。在改造之前，中共宣传工作较为混乱，《新青年》没有正式编委会，中下层党组织的对内对外宣传缺乏规划。中共中央将兴办墙报视作改进措施之一。大革命期间，中共在已普遍应用墙报来宣传和动员革命。其墙报工作模式也取法莫斯科。
中大学生自1926年起陆续回国，其中部分人本是前述墙报工作的重要推动者。当一些学生成为中共重要干部后，中大墙报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影响进一步增强。1931年6月至长征开始前，在米夫的推动下，王明、秦邦宪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原中大墙报主席沈泽民和分管墙报的党支部局宣传部副部长杨尚昆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墙委委员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也有很多。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共的宣传面貌为之改变。
推动普及墙报，并根据革命需要予以改造。在中大归国干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要求苏区墙报工作要渗入到社会各角落，在“工厂、作坊，或某一条街，某一个村，各训练班及学校”都要兴办墙报。在此过程中，墙报编辑工作得以规范。苏区墙报的工作模式也有明显的中大印记。1933年11月张闻天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怎样做墙报工作》，强调“墙报应该是每个支部或分支部的机关报”，对苏区墙报栏目设置、刊载内容的要求以及对编辑委员会、总编辑、通讯员等的安排上均能看到中大墙报的影子。经过努力，墙报在苏区迅速普及开来。毛泽东在1932年冬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苏区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墙报。据称，当时苏区的“党、团、苏维埃、工会”等“一切机关”都是“红的、绿的纸条贴在四周的墙报”，使人目不暇接。苏区墙报与中大墙报也有明显不同。中大墙报严格依据联共党报制度执行，具有组织宣传和动员、党建等重要职能，其中，党建主要立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也是中大论争比较密集的原因之一。苏区墙报也有组织动员和宣传职能，但党建职能侧重宣传教育，弱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突出舆论监督。结合联共墙报改造的苏区墙报，对维护中共在苏区的权威，增加凝聚力，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推动全党从思想上重视宣传，进而改造党报工作。中共以《新青年》同人为班底建党，本就擅长宣传。之后受革命形势发展，组织规模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中共出现过于重视组织发展、轻视宣传的情况。更有甚者，如果有党员要读报或写文章反被视为偷懒、不务正业。不少地方对墙报工作也漫不经心。中大归国干部以改变党报工作为抓手，推动中共重视宣传。通过努力，苏区党报工作明显改观。
结语
清末以降，中国各类政党层出不穷，多以一个中央机构、一份机关报开展活动，宣传上侧重舆论影响，一直未脱离精英政治或上层革命的藩篱。中共致力于推动中国普遍的社会革命，宣传贴近大众，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化，留苏学生传入的墙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墙报在受众上具有普遍性和互动性，群体共同阅读易扩大宣传和动员效果，能在固定范围内形成稳定的舆论场域；它的内容针对性强，可字亦可图，叙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利于传播； 取材简便经济，运转和维护简单，打破了专业的限制，使人人办报成为可能，又易于广泛应用。在这一进程中，中大归国干部是重要推动力量。他们以中大的宣传工作经验为基础，积极让全党改变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观念，大力推广墙报，努力改进党报工作，使中共宣传工作为之一变。
摘自《安徽史学》2020年第6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