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逐渐成名，之后他又借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杜威访华带来的人气迅速跃升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要角。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角度检视“五四”运动后胡适偶像地位的塑造过程和他所依赖的周边社会条件，不难发现胡适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并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这为其“暴得大名”和吸引受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概言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与胡适自身的刻意经营表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受众包括其论敌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揭示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互动”和“运动”因素的意义和影响。
一、“五四”的刺激
从受众的角度看，《新青年》及《新潮》和《每周评论》诸杂志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得到许多知识精英的认可，但能够读过这些杂志的普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依然不多，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新青年》等新书报才逐渐成为各地趋新人士的首选读物。从中至少可以管窥“五四运动”对于各种新思潮刊物销量的提升作用，乃至由此产生的对于年轻人的启蒙效果。陶希圣回忆，这次爱国运动促使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个人的觉醒与思想的启发。在常乃德看来，是“五四”运动催熟了新文化运动。舒新城也认为是“五四”运动的结果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名词”。孙中山以政治实用性的眼光看待五四运动，胡适本人则认为“五四”运动促成了文学革命的成功，也让人们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刺激了《新青年》等杂志在全国各地销量的增加，也放大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这等于追认和证明《新青年》之前所倡导的内容及其矫枉过正的言说方式之合理性与预见性，相当于承认与强化了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者的导师与领导者地位。1920年9月17日，“暴得大名”后的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公开发言，同样不无自我炒作、故作高论之嫌，欲擒故纵的他希望借此机会委婉向同人展示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受到的推崇情形，这非常能体现胡适好名与聪明的一面，也显示其“炒作”技巧之熟练程度。
二、新偶像的塑造
洪宪帝制失败，特别是张勋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晚清延续下来的学术权威与思想领袖依然还在产生影响，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章太炎与梁启超仍是声望最隆、影响最大的偶像。胡适在北大逐渐获得众人认可的过程中，校长蔡元培对胡适出身的“误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蔡元培误会胡适为所谓汉学“世传”正统“绩溪三胡”之后，不但治西洋哲学、文学，又能兼治汉学，“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应该是受到蔡元培此说的影响，其后吴虞、金毓黼、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均对胡适出身有此误会。时人这些对胡适出身的误会，对于胡适当时的处境及之后的形象塑造助力颇大。此外，北大校内同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对胡适的帮衬也有助于胡适的崛起。他们对新来乍到的胡适揄扬有加，为其呐喊助阵，不以其资浅年轻而有所轻视。流风所及，连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受到影响，直接以温和的白话文形式致信胡适，不但显示着章太炎学随时进和从众的一面，也意味着章太炎这样固执自负的前辈学者已经无法忽视青年胡适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又有了来华讲学的老师杜威助阵，更加受到舆论关注和青年崇拜。万众瞩目之下，“暴得大名”而自身形象又上佳的胡适自然化身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金字招牌”，不但成为打算攀附新思潮的商务印书馆重金拉拢的对象，更是诸多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
三、胡适和梁启超
“五四”运动后，胡适言论很快被时人视为风向标，臧否之间，分别巨大。因之，胡适主动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推介表扬采用白话文体的国民党系杂志《星期评论》后，国民党各要员和孙中山方面也趁此机会主动向胡适示好。这时胡适之所以主动发文先后揄扬采用白话文的国民党人主持的《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接着又应邀为其撰稿，后又为《民国日报》撰文，与国民党方面暂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很难说其背后没有援引同盟对抗“敌人”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意识在。胡适联合蔡元培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时，更是刻意排斥正在拉拢自己的梁启超及其研究系人马介入此事。胡适对梁启超这种既警惕又鄙视的心理后来还有所体现，均可管窥胡适所感受到的梁启超的压力以及他欲超越梁启超的迫切心情。较之胡适对于梁启超的竞争心态，梁启超对胡适的追随及由此产生的争议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最明显的表现是梁启超用白话文的形式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讲述他旅行欧洲一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感，该书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梁启超稍后在新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还吸收了胡适意见。另外，梁启超还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北京大学做公开的评论讲演，赞扬胡适长处之外，梁启超也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梁启超这样的表现，等于是帮助胡适鼓吹，同时无形中也表明自己在论学和思想上的确有追随所谓“绩溪诸胡之后”的胡适之势。
四、胡适与章士钊
类似的经营意识与竞胜心态亦见之于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章士钊的关系中。向持“营业主义”的商务印书馆一直紧跟现实形势，且非常关注思想界动态，注意挖掘新出现的政学界人才为其服务。1918年年初，已经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委托同事章士钊向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推荐自己文章《庄子哲学浅释》。此次交道大概是胡适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订交之始，此后胡适风头渐劲，开始让一直重视吸纳新学人才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和经理张元济对胡适青眼有加。1919年4月初，坊间有胡适将离北大别走的传闻，张元济开始有礼聘胡适进馆工作的打算。1921年7月，张元济、高梦旦又恳切邀请到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运营情况的胡适出任地位重要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为胡适婉拒。胡适推荐王云五出任此职，双方后来建立了密切关系，胡适成为商务座上宾，深得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人信任，此后商务对胡适的各种要求与推荐基本都予以了满足。短短三四年间，胡适已经由需要章士钊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的后辈后来居上，成为商务印书馆全力笼络交好的对象，双方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胡适离开中国大陆远赴美国。而当初推荐胡适与商务结缘的章士钊早已瞠乎其后。
五、胡适与吴虞
吴虞之出名乃是得力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诸多反孔文章，赴北大任职前，吴虞与在北京的胡适并无深交。1920年年初，当吴虞女儿吴桓得到同乡潘力山资助准备赴美留学时，需要京中“有名望者”充作保证人以保证学费“不至中途断绝”，胡适就为之撰写了一中、一英两份保证书，鼓励吴桓去美国学文学，胡适同时借吴桓问候吴虞，表述“愿与大人通信，他非常佩服大人的”，透过吴虞的记载，胡适希望同吴虞结交的主动性和热情度不难想见。1921年5月中旬吴虞应北京大学之聘到北京后，他率先拜访了胡适，这次会面，双方从北大人事到学术，谈得很愉快。吴虞当日日记中对于胡适的评价是：“其思想活泼，殆少其匹。”有心的吴虞随后也记下了另外一位朋友文范卿对胡适的评价：“目适之为市井学者，以其善识时投机也。”其实，胡适对学养和经济能力均不足的吴虞女儿留学一事的支持并非其本心所愿，因为胡适内心是反对一般人出洋留学的，大概是他考虑到出洋留学花费巨大，一般人支付不起，且留学效果不一定好的缘故。
六、结语
为了强化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和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为了回应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足智多谋的胡适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不断撰写和追忆新文化运动史或白话文文学史、国语运动史、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之类的文本以及诸多自传式、总结式的书写和看似客观的批评性文字或回应文章、有关讲演，为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运动进行历史定位，也为竞争对手如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林纾等人与批评者“学衡派”、国民党等力量进行定位，借此塑造和强化了自己与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的先见之明与贡献，由此也遮蔽了胡适自己当初自信不足的事实，正当化了其自身早具有先见之明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形象，进而促成了胡适的偶像化。
回国之后，胡适就不断遭到各种批评攻击，跟其极力倡导白话文与选择特立独行密切相连，更同其后来万众瞩目的偶像地位有紧密关系。只是这些责骂的言论非但没有摧毁胡适的学界祭酒地位和偶像形象，反而表明了在时人眼中胡适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提升了其人气与关注度，凸显了胡适在当时学术界、思想界的炙手可热程度。在此意义上或可说，胡适偶像地位的形成亦同其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针对和衬托密不可分。胡适之所以“暴得大名”，也同社会提供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流行的大氛围密切相关。这其中，少年老成的胡适有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尤其是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且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乐于提携如顾颉刚这样的后进，努力拓展人脉和扩大声望，这皆有助于有学有术的他迅速为人们接受。
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既是胡适自身刻意营造与表演的结果，也是其同侪衬托与论敌批评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追捧造星的结果。而受众对胡适形象塑造工程的积极参与，更是格外有意义，正是他们才使得北京大学的胡适教授真正成为此后大家争相攀附的对象“我的朋友胡适之”。
摘自《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