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月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一、别有怀抱：革命方略下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文化努力使“旧心理”变为新心理以运用新制度，是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的后续需求。并且，在新文化运动中，教育事业一般被认为属于核心部分。
孙中山重视新文化运动，其实更多是试图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来实行对北京政府的革命。无论是著述抑或灌输学识，他所期待的效果，都是使得学生、国民群起响应革命。他指示创办《星期评论》《建设》《觉悟》，就是希望这些杂志能起到像《新青年》那样“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的作用，看重的是其指向的结果。换言之，孙中山看重的并非新文化运动本身，而是新文化运动所指向的革命。他对五四运动只肯定其“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他心中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侧重于制造革命氛围，能养成“真不怕死的学生”，托起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故被认为“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不曾“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对“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却是反思“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我的主义和主张”，最能看出他心中的新文化运动，更接近于革命宣传。盖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民众运动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工作才是孙中山最感兴趣的部分。
受五四影响后，孙中山其实已有不小转变，按照早期共产党人的总结，他在此之前的“革命方法是运动军队，联合帮会的上层人物搞军事投机活动”，“没有把革命的基础建立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上面”。数年后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更直接提出要“注重宣传的奋斗”。故左舜生说孙中山那时“怦然心动”，主要是看中“五四这班活泼跳动的青年”。不过，学生之所以乐意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亲近，也正因为革命党人更热切地回应学生激进的要求。
孙中山在1919年前后处于政治上较为隐退的时候，或许正因这层稍远离政局的态度，给了革命党参加新文化浪潮的机会。孙中山视“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为革命工作之一部分，故可以指示部分革命党人专司其事。学生领袖们在五四时期较为接近的，既不是专力于文化事业的梁启超一派，也并非太偏重于政治界的领袖，而是那些较多参与新文化运动、影响舆论界的革命党人。并且，这些人物虽有受命加入新文化的意味，但在思想上与孙中山却并非完全相同。他们不像孙中山将新文化运动（社会运动）视为政治革命的助力，而更重视社会革命本身的价值。
在认为孙中山将思想（新文化运动）当作政治的工具甚至武器这一点上，胡适有一以贯之的认识。胡适晚年仍认为，五四运动使当时政党“颇受启发”，“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他所举的例子便是孙中山。并且，孙中山之所以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新文化运动，与“中山先生是个革命领袖”是分不开的。可以看到，就解决时局的路径而言，孙中山与一般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本就不同。某种意义上，孙中山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半信者”，他未必真正相信新文化运动，但他在一个新的时代潮流中，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
二、孙中山与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错位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含义，其实既包括“新文化”，也包括“社会运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的半年中，“新文化运动”一词逐渐流行，然时人对该词的理解非常复杂多歧且前后变动，并非像后来一般认知的那样侧重反传统或白话文，反而更多指向“唤醒国民，改良社会”。
国共合作以后，有倾向革命者说得更为清楚。孙中山从宣传、动员的层面看重新文化运动，但并不赞赏胡适及《新青年》同人倡导的白话文与反传统。不过其他革命党人对白话文、反传统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因为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新文化运动”方案有自己的侧重，相对于革命而言，他们对偏文化层面的反传统、白话文并不真重视，故即使不同意，也未见大张旗鼓反对。这也是为什么文化观念非常不同的叶楚伧、邵力子、戴季陶可以在《民国日报》和平共事。
新文化运动中，那“所有的思想流派”很多时候相互之间是充满矛盾的，孙中山之所以能“敞开大门”，是因为在他的“新文化运动”方案中，重视的是“革命力量”，以革命与否为主要判断标准迎拒种种思想，而他自身是否真赞同这些思想流派的具体主张，反而是次要的。因此，他即使不赞成白话文，对于以白话报宣传主义却也认为“此事甚好”。这其实是延续了革命党人在清末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在1920年前后，胡适尚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同样面对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的现象，胡适的批评尚在文化运动之内，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没有“文化”；而孙中山注意的却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不如“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嫌新文化运动还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徘徊，不够支援政治革命。所以，就“新文化运动”更原生态的词义层面而言，说孙中山赞成、倡导“新文化运动”亦无不可，不过，孙中山赞成的“新文化运动”和胡适主张的以及我们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虽有关联，但更有区别，相互之间不无紧张。后来胡适虽也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但词义已有所转移。
胡适自己也已注意到，对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的侧重与他的侧重并不相同。在胡适看来，孙中山所看重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变质”。对于此种侧重的不同，后来曹聚仁拿国民党与梁启超一派作对比，指出“研究系”与国民党虽都在新文化运动中，但一边是“文化工作”，另一边则是“唤起民众，转向社会运动”，参与者也多是陈望道、刘大白、沈定一、杨贤江、张闻天、瞿秋白这些“社会革命的激进分子”。曹聚仁特别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分际。这也是周策纵所说的“矛盾态度”。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革命党人既要加入新文化运动，他们的话题、态度与工作确实有所转变。加入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党人，虽意在革命，但在不少特定的论题上，进入到了胡适的“战场”之中，这也成为两个错位的“战场”最有交集的部分。
总之，胡适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或周策纵使用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在孙中山的整体思想中，并非居于核心地位。并且，既然连对“文化工作”整体上都可以不甚注意，那孙中山对其中部分文化观点的歧义，虽“不照单全收”，但真可以视而不见。胡适显然知道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与他的“新文化运动”并不一致，并且也清楚孙中山反对他所倡导的一些新思想，那为何胡适不但不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反而在后来持续地表述孙中山支持新文化运动？这又与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新历史情势密不可分。
三、胡适叙述中的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
在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人越来越推崇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孙中山推崇传统的一面被不断强调。早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方面的这一倾向就逐渐显露。1925年，戴季陶便对三民主义进行阐释。对反传统的新思想有所保留，确实是孙中山思想的一部分，但未必是最主要的，然而戴季陶开始有意识地将其肯定固有道德的一面往“复兴中国的文化”上阐释，且变成“最伟大的一点”，使其由局部推向整体、由边缘走向中心。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更是常常引孙中山强调固有道德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借着政权的力量，孙中山思想在经过阐释之后，上升为国家意志，影响已无远弗届。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孙中山的言论开始反复出现在各类教科书中。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胡适才开始反复引用孙中山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且有时会加以倾向性的解读。他的用意之一，正是以孙中山的“正确性”来反衬后来国民党的“谬误”。
胡适在援引孙中山的表述时，有时又有意无意夹带了孙中山未必能同意的内容。并且，为了借孙中山批评国民党，胡适偶尔有意无意会掩饰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或为其开脱。如果说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放大了孙中山推崇旧道德的一面，那胡适显然有意淡化其传统色彩。
换言之，孙中山在野时“个人一时的错误”或“随便说说”可以不那么计较，但一旦被国民党用作为“反对新文学的依据”“阻碍新思想的传播”时，就需要有所回应了，盖后者显然进入到了胡适的正面“战场”，这恐怕也是胡适对“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比孙中山更不能容忍的原因之一。
结论
从胡适、孙中山本人而言，他们思想、学术领域的主张，在胡适则“大见轻重”，在孙中山便毫“不加轻重”；同样的，胡适自己大概最为看重其思想、学术成就，而孙中山重视革命成功与否无疑会远过于著述之成绩；更重要的，就五四思想界而言，胡适、梁启超的言论“皆非寻常”，而孙中山的影响主要则在胡、梁的“思想界”之外。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也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推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对胡适来说，他与“梁启超系”在文化、学术领域的观念虽亦有歧异，但相比于孙中山或许更相近一些。盖胡适与梁启超在同一个“战场”，有更直接的竞争关系。然而，胡适对观念差异更大的孙中山却反而常常轻轻放过，其中的原因正与双方“战场”错位有关。
孙中山、胡适以及梁启超都从事着“新文化运动”，但彼此所在意的以及所实际影响的领域并不相同。孙中山在“新文化运动”上的注意力与用力点主要不在胡适所关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孙中山也没有梁启超一动笔就“皆非寻常”的影响力，几乎是胡适“战场”之外（至少也是在“战场”边缘）的人物；与之相似，胡适也同样不在孙中山“战场”的中心位置。所以，双方的“战场”即使有小范围交集，但更多是一种错位的状态，他们恐怕都未将对方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文章”。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因为试图兼顾文化与政治，在文化方面反而容易与胡适正面竞争，在政治一面，又常与革命党对抗。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倡导传统文化道德的国民党人，多倾向不认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国父”孙中山维护传统文化道德的一面。与之相对，胡适等新文化人因主张新思想，故有时有意无意突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赞赏，而弱化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实有自己的侧重，并且忽略孙中山对新思潮“并不照单全收”甚至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的批评。无论是如胡适一般将孙中山塑造成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或者像南京国民政府那样反复渲染孙中山对固有道德的肯定，都不能说是“虚构”，但离“真实”的孙中山又均有不小距离。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