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410082。
摘要：庚子前后，晚清中国人在跨进新世纪时，首次具备了“世纪”这一来自西方的新的时间观念。这一紧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线性时间观，使得中国古已有之的“世界”原本虚空的时间指向借“世纪”这一单位变得清晰，与其空间指向的落实为全球、重心在西方相辅相成，刺激和鼓舞国人按照西方来塑造自己，将西方的今天当作自己的明天。带“世界”字样的报刊或专栏于此时集中出现，它们在语义上糅合了“世界”的古今多重含义，时空交融，虚实互用，内容和宗旨上则集中体现了面向西方、着眼未来的新追求。“世纪”联合“世界”，塑造和影响了国人新的时空观和历史观，成为时髦而又紧要的话语。人们越来越习惯面向“世界”，以“世纪”为单位规划中国，关注未来，与传统日益疏离。
一、时空交融：“世纪”与“世界”
按照西历公元纪年，1900年是一个跨世纪的年份。对于习惯了帝王和干支纪年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于此前后在观念上第一次遇到了“世纪”。“世纪”一词在中文里原指帝王纪年或朝代变迁。直到1897年，《利济学堂报》所刊《利济教经》的“世纪章第十六”还是此种用法。而同年，梁启超已经开始了新的用法，既对“世纪”明确界定，也对最近百年充分肯定。1898年的《〈清议报〉叙例》中，再次在百年时间单位的意义上使用“世纪”。该文开篇虽无“世纪”之名，而以百年为时间单位的意识以及对最近百年的赞颂则相当明显，并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可以说，近代意义的“世纪”，一开始就体现出明显的线性时间观和后胜于前的思维定势以及落后之中国在此时间序列中奋起直追的希冀与期待。“世纪”观念在试图“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时空观和历史观。
时间指向是“世界”与“世纪”联系的内在因素。佛典中的“世界”原本就兼具时空维度，所谓“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世谓同居天地之间，界谓各有彼此之别”，这种时空双重属性在近代得到延续。1893年7月24日，《申报》刊登名为《不成世界》的短文，指控上海英租界花烟馆林立，浮靡堕落，很快引起反应。“世界”这种可大可小的自由伸缩特征，既具备进一步落实和明确的可能，也蕴藏着人为发挥和主观定义的余地，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皆然，这正是“世界”近代含义发展的特色。
传统意义上“世界”的时空指向都是虚幻而笼统的，主要言说对象不是佛教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世道、世间、境界、领域等，无所不包而又含糊不清。到近代，虚化含义继续保留和发展的同时，“世界”的空间指向落实到全球，有了更明确的人类社会内涵，形成与古代含义的根本性不同。作为区别于过去天下体系的集中体现，“世界”含义的近代演变是长期而缓慢的，它萌发于同治末年，蓬勃于甲午战争前后，成熟和定型则在1900年前后。对内而言，1900年前后的各种“世界”表述已经基本囊括今日“世界”含义的各个面向；对外而言，在天下、万国、泰西、西洋等同类词语中，“世界”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成为主流。而之所以定型于这一时间点，根本上取决于洋务运动以来中外形势的急剧变迁和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预设。甲午战败强弱观念的刺激、戊戌变法夭折的失落、庚子西狩的震荡，塑造了国人心中日新月异又压力重重、急欲有所作为又举步维艰的“世界”图景，而隐隐使这一切变得鲜活和急迫的，则是“世纪”这一新的时间观念和视角。
此时，“世纪”的新含义尚未普遍运用，但此时以百年为期来纵观历史发展的意识，已渐渐兴起。时空的结合转换，在中国早已成为习俗。如说两地之间的距离，以里计外，还会说若干天、若干年的路程。如此衔接，将流动的时间加入静止的空间中，也就赋予了空间人事的因素。如果说这是时空结合的一般情况，那么“世界”与“世纪”这一新的纪年方式的结合，不仅使得前者的时间指向从佛教过去、现在、未来的虚空转变成关乎人类社会的实际，则更在此基础上体现了清季国人向西方求索、求新求变的价值追求：欧美有数的几个强国代表着“世界”，后起的中国需要凭借“世纪”这一维度，阶梯般赶上欧美那个“世界”。
二、世纪之交的“世界”系列报刊
“世纪”与“世界”关联的一个突出表现是1900年前后出现大量以“世界”命名的中文报刊。报刊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新事物，使得国人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更快、视野更广。“世界”成为报刊命名的时髦词汇，体现其时空双重、虚实两面含义在近代的新发展。
1898年出使在外的张德彝“考伦敦现售各报大小共计一千九百九十九种”，“将各报按名按时详录”，其中就有“世界报”“左右世界报”等名目，这些均为中国人对国外报纸名称的翻译，同时翻译成“天下”的亦不少。此一时期日本方面出现《世界之日本报》等，另外还有《少年世界》一书，为11至13岁的读者使用的读本，作者为高山林次郎、松林孝纯。
稍后几年，中文报刊以“世界”命名者蔚然成风。各种包含“世界”的报刊，大多分布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有海外，透露出中外交往的层次与“世界”话语风行程度的联系。从名称看，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界”前置，如“某某世界”的形式，这更多为传统用法的遗留，意为某一领域，其中不无对“新”的标榜；一类是“世界”开头，更多体现近代以来的新用法，表示全球范围，有时则较为虚化和笼统。这些形形色色的某某世界在此一时期集中出现，铺天盖地卷来，寄托的是跨世纪的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期许以及在其中的担当。这些刊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放眼全球取用知识资源，为“二十世纪之中国”出谋划策。“某某世界”的“世界”，既有取材范围上涵盖全球的名副其实，更有导向上突出某个领域、某类人群的旗帜鲜明。今日为某某世界，眼下之意便是应当如何，或者某群体应当如何。而这种应当的来源，又常常是横向放眼全球的比较和纵向展望“二十世纪”的结果。“世界”与“世纪”的此种结合蔚然成风，其强大的社会效应不容忽视。
三、面向“世界”和以“世纪”为单位关注未来
从一开始，梁启超笔下的“世纪”，就常常与“世界”相关联。在他开始娴熟运用“世纪”观念之后，“二十世纪世界舞台”就成了他思考富国强兵等关乎国运的重大问题的基本时空范畴。“二十世纪世界舞台”在空间是从中国到全球的扩大，在时间上则是清晰提炼出前后相继的线性感。正是在这种线性感的驱动下，“世界”变得灵动起来，被塑造成等级分明、变动不居的图景，促使求新求变的风气在1900年前后十分流行。这充分表明“世界”的时间指向，恰恰是在流动的时间中，新旧之别才得以突显。
在时间维度中展开的“世界”，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必须与时俱进。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宏观描绘“世界”的变迁，以强调古今之异和变革的必要。同年，李鸿章历聘欧美时，陪同的驻英公使罗丰禄受托在英国电报总局答谢致词时也说“我辈今在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世界，互相争竞之至理，极急而不可解”，呈现的则是更为具体的情境下紧张感更强的流变之“世界”。有流变，便无法固定，自然生出新旧之别。
对西方所代表的“新世界”的热心追逐，常常伴随着对古老故国的遗弃，这当中蕴含着一种思维深处的转变。中国人作文有着下学上达的传统，论述具体事情的时候，往往喜欢引申到一些比较宏观高远的主题，形成整体与具体的照应，增强说服力。近代以前多尊古，援引先王先贤之言或者说古来如何，为壮大声势树立依据。这种习惯到 19世纪末依然存在，但近代急剧变迁的中外形势，逐渐使得古圣先贤的言论不再权威，当下的局势尤其是外国的现实才是中国思想和行动的依据。
更进一步，“今之世界”逐渐成为论说各种问题的开篇语、总结语或总题眼，大有蓬勃之势，涉及军事、经济、教育、政治各方面。此势与时俱进，长盛不衰。如何之“世界”的格式化表述成为论述具体问题的大前提。此种论说的风行，渐渐成为一种格式化的论述方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处处可用。白话中也有类似表现。
总体来看，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虽然可以至大无外，但总体上还是指向华夏本体。唯其如此，近代以来的越来越具有强劲存在感的西洋就无法为过去的“天下”所包含，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这一旧而新、虚而实的词语。但“天下”观念依然有其强大的惯性，不可能遽去，于是“天下”和“世界”之间不一定非常确切但总体十分明显的分工渐渐形成： 追溯过去、单论中国常用“天下”，展望未来、放眼全球常用“世界”，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维度和中国与全球的空间维度就此紧密连接。
实际上，“世界”和“世纪”取向的重全球、重未来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对当下中国命运的高度关切。只有在未来的视角下，当下不甚如人意的中国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找到一个鼓舞人心的安放点。
或许可以说，面对当时几乎全方位的我不如人，不太可能数年间、数十年间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放眼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一百年便能脱胎换骨可以给人许多振奋，“世纪”这一本身就带有西方色彩和新的成分的时间单位对于时人来说不长不短恰到好处。如此，时空含义正在转变中的“世界”在世纪之交遇上了“世纪”，加速了转变的完成，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影响。在“进化”的感召下，两者携手面向未来，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颇为外在的那个“世界”的压力与希望。如此，时空含义正在转变中的“世界”在世纪之交遇上了“世纪”，加速了转变的完成，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影响。在“进化”的感召下，两者携手面向未来，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颇为外在的那个“世界”的压力与希望，使得从章学诚到晚清公羊家注重今时、强调致用塑造起来的单向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观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下得到强化。1900年前后，中国人更加主动而坚定地走向“世界”，面向新的“世纪”，固有的天下体系乃至文化传统也就渐行渐远。
摘自《复旦学报》2021年第1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