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
作者：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1940年3月14日成都出现饥民抢米事件，之后旋即发生了一次反共摩擦。在国共双方的叙述中，抢米风潮均系对方蓄意发动的敌对行动。事件真相是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唐毅等人阴谋伪造证据，炮制了中共川康特委组织饥民抢米暴动的谎言。国民党四川当局负责人贺国光面临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身处波谲云诡的川康政局，在特殊的心态之下产生误判，针对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抓捕。持续半月的反共摩擦一度愈演愈烈，后因戴笠觉察真相并报告蒋介石后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使四川地下党越发相信抢米风潮是国民党特务化装抢米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抢米风潮的解读。这次反共摩擦虽没有对当时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却为理解战时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一、小人物炮制的阴谋
1940年3月14日晚8时，成都南门外聚集的饥民打砸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的商铺，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所指挥的宪兵、警察和特务人员驱散，一场不大不小的抢米风潮即告终了。然而一天之后，成都行辕对内宣称此次风潮是中共四川地下党利用“春荒”组织、策划的旨在颠覆政府的“暴动”，并开始破坏中共川康特委的组织。稍晚，中共中央收到来自川康特委和南方局的报告，认定抢米的饥民由国民党特务扮演，意在嫁祸中共并以此为由逮捕进步人士。
抢米风潮发生后，四川省会警察局最先指控此系中共暴动。该局呈交了别有用心的伪证，“证明”此次抢米由中共川康特委策划组织。这个阴谋起源于3月14日抢米风潮中《时事新刊》的记者、中共党员朱亚凡意外被捕。由于身处现场的朱亚凡“穿着不像普通老百姓”，是“学生模样的青年”，便被当作抢米风潮的指挥者遭到逮捕。《时事新刊》是当时中共在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暗中支持下创办的刊物，长期以来为国民党所忌惮，早欲除之而后快。而朱亚凡的身份一旦暴露，可能进一步促使警方人员由民众抢米联想到“中共策划”。
时任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意欲将计就计炮制一个中共地下党发动饥民暴动的大案，不仅打击中共川康特委，而且打击与中共合作的川康地方实力派。他连夜拜会了“中统”在四川的负责人何培荣和“军统”川康区区长张毅夫。何、张二人对于唐毅的意图心领神会，成为了他的同谋。三人商定将朱亚凡“看热闹”的口供篡改为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抢米风潮，中共党员朱亚凡担任现场指挥。为了坐实朱亚凡的“罪行”，张毅夫提议配合伪造的朱亚凡“口供”，再“创作”一封信件，以四川地下党刘道生的口吻命令朱亚凡等人鼓动民众参加“春荒暴动”。张毅夫等人还编造了一位名为“陆容勤”的地下党员，并安排“陆容勤”充任此封“暴动信”的携带者。“暴动信”的内容清楚表明中共地下党策划并组织实施了针对银行、米铺等的暴动。上述伪证于3月15日晨一道呈到了成都行辕，并引发了成都行辕的误判。
二、特定时空之下大人物的误判
成都行辕对抢米风潮的误判，源于复杂的背景。抢米风潮前后的国共关系，正处于一个阴晴不定的节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过去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悄然打破。趋向“失稳”的两党关系，在国民党高层的心中自会泛起波澜。1940年3月5日磁武涉林战役，对国民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既惧怕又愤恨并缺乏信任感，极为担心中共会进一步发难。
抢米风潮的发生地成都，其政治局势也波谲云诡。1939年8月发生的“七师长倒王”事件，对于川康政情影响深远。蒋介石自兼理川政以来，便成为川康军、政强人的众矢之的。更微妙的是川康军、政两界与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联系还甚为紧密。此时蒋介石兼任主席的四川省政府几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川康将领随时可能掀起反对中央的新一波浪潮。
如此情势下，身处重庆的蒋介石也好，国民党四川当局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也罢，以至于大多数中央驻成都军政人员，都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当3月15日凌晨贺国光收到唐毅等人的报告，开始担心成都行辕和四川省府成为中共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内心忧惧的贺国光很快便相信3月14日的“抢米事件”确实是一起“奸匪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决心“必须迅予整肃，以遏乱萌”。
3月15日上午贺国光与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成都行辕政工处主任邓文仪和警察局长唐毅“密议”，同意“佥以事关重大，必须紧急处置”，决心“不顾有何政治影响，独断专行，先令宪警将证据确凿者，依法逮捕，使乱端消弭于无形”。当日深夜，贺国光与黄季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陈继承等再度密商，“决计对共党首要份子加以侦讯”，命令军、警、宪、特人员分别实施逮捕。
三、反共摩擦从来势汹汹到戛然而止
3月16日全天，执行密捕任务的各类人员分头行动，火速逮捕了川康将领潘文华组建的“武德学友会”成员二十余人。17日晚蒋介石初步得知了所谓“抢米事件”及抓捕结果，通过陈布雷发电指示贺国光、邓锡侯、潘文华、黄季陆四人：当场抓捕的“首要份子”，可用“煽动人民、扰乱治安名义处决”，而“其用以掩护之报馆、通讯社（即《时事新刊》社）可查封”。
置身同一氛围中的蒋介石在类似心态的驱使下，相信贺国光等人的误判，对其发动的反共摩擦予以认可，导致了事态迅速升级。很快，国民党要员们便跟风同意贺国光的误判并为其背书。
反共摩擦渐趋白热。3月19日白天贺国光已致电蒋介石，呈报了其处置“抢米事件”的方案。此方案体现了贺国光扩大反共摩擦的意图。3月20日下午5时，中共地下党员朱亚凡被执行枪决。3月21日，唐毅向贺国光呈交了一封新发现的中共策动抢米的信，其内容与之前的“中共省委刘道生信”极为相似，还特地说明了所谓的“暴动动机”。
重庆方面，蒋介石之外的其他人也接受了成都行辕的误判，赞成加大力度打击中共组织。
四川省当局的对策便是成都行辕于3月21日奉蒋介石手谕成立了特种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针对中共四川地下党的机构设立，标志着此次反共摩擦在短短数日后达到高潮。
事态的转折来自戴笠的成都之行。戴笠于3月21日到达成都后仅逗留两日便离开，在蓉期间他极可能亲自审讯了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然而他“既找不到任何物证，也得不到一句口供”；受审讯者也意识到戴笠尝试获取中共“煽动抢米”证据的意图，皆“宁死不屈”。面对当事人的矢口否认，掌握的所谓“证据”又存在漏洞，戴笠有可能窥得了事件的大致真相。3月23日戴笠回渝晋见蒋介石，面陈了“处理寒日案件之经过与各方同志之努力”，巧妙而有保留地向蒋介石讲述了实情。稍后他向贺国光电传了蒋介石的指示，要求中止进一步的行动。此后反共摩擦即告偃旗息鼓。
四、中共对抢米风潮的解读
抢米风潮所诱发的反共摩擦来得突然，对中共川康特委的打击堪称沉重，产生的刺激自然不轻。之后中共方面逐渐做出国民党特务率众抢米后“贼喊捉贼”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解读有一个形成过程。当饥民抢米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等常委召开会议集中分析形势。此时他们已将国共关系的恶化与抢米风潮相联系，由程子健做出“国民党自买自卖，搞希特勒国会纵火案，想嫁祸于共产党”的判断，并得到了部分人的同意。不过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尚“以为抢米是一般事件”。可见起初川康特委对于抢米风潮本身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之后事态的发展影响了四川地下党对于抢米风潮的认知。反共摩擦开始，川康特委陆续收到不幸消息，并通过秘密渠道向重庆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发布了警报。同时，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川康特委实施大规模转移和疏散，仅临时组建成都市委进行留守。虽然一周之后四川地下党的组织再未遭到更大的破坏，但是反共摩擦带来的恐慌情绪，还是在一部分党员中蔓延。
川康特委所遭受的打击和随之而来的恐慌情绪，促使川康特委接受了之前程子健关于国民党意图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的判断。反共摩擦发生后，特委派出徐文杰、杨天华赴渝寻找南方局，两人的报告延续了之前“纵火案”的说法，并增加了不少内容，使得中共后来的解读充满了细节。徐文杰的口头报告之后整理成了书面稿。这份最初的报告中新出现了康泽，并描述了抢米的“情节”，暗示了康泽来成都开会、抢米民众里有“便服流氓”和行辕宣布中共组织抢米暴动三者之间的联系。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等人根据徐的报告，拟定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四川同胞书》。第二个文本加入了中共南方局的理解，表达了此刻中共对于抢米风潮进一步的解读。《告同胞书》的叙述与徐文杰的报告类似，是“奸人匪徒”化装抢米的故事，但增加了“警察在旁并未加以干涉”的描述。更大的区别在于《告同胞书》明言：“奸人匪徒在此次暴行后，将自己一手制造之暴行，企图转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而“此种阴谋早在希特勒于纵火国会时采取过”；“此次阴谋暴行出之于有计划的行动，事前事后均足证明蛛丝马迹”；之后的大抓捕和枪决，都“出自奸人匪徒之有计划的阴谋行为”。
中共关于“抢米事件”的更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见诸4月1日《中央关于成都抢米事件经过的通报》。其讲述的故事与前两个文本基本吻合，但更为完整、富有逻辑。另外，《通报》将“抢米事件”与同时期其他国共摩擦相联系，指出“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时局正处在严重的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特务化装成民众抢米、制造“国会纵火案”的说法，逐渐固化为中共官方定论的历史叙述。
五、余 论
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其深层次的原因归结于摩擦双方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国共双方意识形态向来严重对立，双方日常不断制造对抗的话语，将对方“脸谱化”，强化了彼此的恶劣印象。同一个时空中的国共两党既缺乏互信又相互防备，始终接受并坚信对方会时刻发动攻击。如此紧张氛围之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诱因都可能促使双方发生摩擦，导致关系失稳。
包括此次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在内，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摩擦或许存在某种“自限性”特点，基本不会扩大到难以收场的局面。此种“自限性”的结束机制，或可借用摩根索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学说解释。均势中的国民党地位虽然相对有利，仍得按照此种“看不见的规则”行事；中共更是善于灵活运用均势法则保障自身安全；其余势力也会不自觉地促进此种规律发挥作用。结果不言而喻，新的均衡在合力之下很快建立，国共摩擦即告终了。
文章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